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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白居易文化 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综述
发布人:yangzhubian 发布时间:2015年12月3日 此新闻已被浏览 5336
       《1949年以来白居易文化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综述》课题组

  我国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因李白、杜甫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较多,而白居易则相对较少。所以,为集中梳理1949年以来白居易文化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的状况,特设立本课题,以便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在海外讲好中国诗人的故事,做一份贡献。

  一、我国对白居易文化的学术研究

  1955年,著名白居易研究专家朱金城先生,开始编撰《白居易集笺校》,历10余年完成。“文革”中不幸遭劫,“文革”结束后被劫的书稿返还,才得以修订补充,刊行于世。本书是白居易集的第一个完备的笺校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共六册。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种。书末有附录三:传记、序跋、白居易年谱简编。

  选本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种之多,既有单选,也有合选。在学术界较有影响的选本是:苏仲翔选注《元白诗选》,1956年由春明出版社出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再出新版。全书分为上下卷,共选元白诗歌300首。上卷为《元稹诗选》,选诗100首。下卷为《白居易诗选》,选诗200首。该书有《导言》,分4部分:一为元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现实基础。二为元白诗歌中批判现实的意义。三为元白诗歌创作的新方向新面貌。四为元白对于诗歌创作的态度及其风格异同。书后附有《元白简谱》。本书与另外一部《李杜诗选》为姊妹篇,在五六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很有影响。

  顾学颉、周汝昌选注的《白居易诗选》,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选本。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种,选诗176首,诗后有简要注释,书后附有《白居易年谱简编》。

  王汝弼选注的《白居易选集》,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有特色的选本。选诗210首、词10首、文15篇,该书打破分体编排体制,诗、词、文皆编年排列。

  朱金城、朱易安编撰的《白居易诗集导读》,1988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为《中华要籍导读丛书》之一种。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导读”部分全面阐述了白居易的生平事迹、思想和诗歌艺术发展的轨迹,客观地论述了白居易的政治理想和诗歌理论,以及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介绍了历代白居易诗歌的流传以及研究概况。“诗选”部分精选了白居易各个时期代表诗作150余首,书后附有《白居易研究参考书目》,可供读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褚斌杰主编的《白居易诗歌赏析集》,1988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先为《中国古典文学赏析

  丛书》之一种,后由巴蜀书社1996年重印,列入《名家名著赏析丛书》。本书共选收65位作者对白居易研究的文章,涵盖白居易各体诗歌63题69首。

  此外,比较重要的选本尚有霍松林选译的《白居易诗选译》,1959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龚克昌选注的《白居易诗文选注》, 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宜之选注的《白居易诗歌精选》,1996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等。

  当代白居易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白居易的生平传记与学术评传的撰写。20世纪50年代就出版过几部白居易传记的简明读物,如范宁的《白居易》,1955年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王拾遗的《白居易》,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苏仲翔《白居易传论》,1955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是早期一部较有影响的著作。附有《白居易诗文集版本目录》。著者广泛地论述了白居易诗歌的渊源、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讨论白居易诗歌的渊源时,认为诗经、乐府古诗、陶渊明、杜甫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最大。白诗对宋诗的影响更大,苏轼得其清新流转,杨万里得其俚俗风趣。白诗对日本平安的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诗人都读过白居易文集,在创作中就往往用白诗诗意。《和汉朝咏集》一书10卷中,引白居易诗句达138条之多。白居易的诗意和辞藻,间接给日本诗人以启发,尤为文学史家所称道。

  新时期以来,关于白居易生平事迹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了几部有关白居易生平研究的著作。王拾遗《白居易传》,198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全书共12章。著者在《后记》中说了撰写这部传记的缘由:鉴于以前他所写有关白居易研究文章,现在发现有论点失误、事迹差错、评述欠妥之处,有必要再写一部白居易传记。著者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融汇到书中。书前有《白居易世界观刍议》一文为代序,探讨了白居易的世界观、人生观,认为白居易思想分前后两期。前期积极乐观,“达则兼济天下”是这时期的表现。后期主要是“穷则独善其身”。该书线索分明,有利于把握白居易的人生轨迹。

  褚斌杰《白居易评传》,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由《导言》、《诗人的家世》、《诗人的一生》、《开明的政治思想》、《先进的文学主张》、《具有高度人民性的作品》、《作品的艺术风格》、《作品的影响》等组成。附录有二:一为《一篇长恨有风情——漫谈<长恨歌>的思想和艺术》,一为《白居易简谱》。

  蹇长春《白居易评传》,200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较为厚实的一部学术评传。著者详尽考述了白居易的生平、论述了白居易前后期的思想与诗歌理论,认为白氏前期的主导思想是“激进的民本主义”,后期的主导思想是“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

  关于白居易年谱有两部。一为朱金城《白居易年谱》,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白居易生平事迹考订、诗文编年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全书分谱文和笺证两部分。每年之下先列谱文,再列可编年的诗文。

  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1981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为白居易年谱,详细地记录了从唐代宗大历七年,到武宗会昌五年74年之间,白居易主要的生平事迹。考订了白居易生平、行事、思想、交游各个方面的情况,主要依据是诗人自己的诗歌和文章,必要时也引录一些史籍和别人的诗作。本书在编写体例上,与别的年谱有些不同,力求以适用为主,不去追求“大而全”式的年谱样式,不做面面俱到的描述。书前有《白居易世系》,后附有《白居易简要年表》。

  白书斋、顾学颉合著《白居易家谱》,1983年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由“家谱”、“序赞”、“今人著述”三部分组成,其中,家谱部分为其核心之所在。“家谱”全名为《乐天后裔白氏家谱》,以白居易为始祖,共记乐天后裔53代。此《家谱》为白居易52代孙白书斋于1980年捐献。《家谱》原附无名氏撰《白氏先人年事实录》及白居易《履道里第宅记》、《太原白氏家状二道》诸文。序赞部分主要指的是明、清两朝的六篇序、赞文章。今人著述部分包括:顾学颉《白居易行实系年》、《后记》,白书斋《向读者敬献千年古谱》,纪流《拾宝记》。家谱的学术价值,为一重大文物发现。

  其他白居易生平研究著作,尚有朱金城《白居易研究》一书,1987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唐代文学研究丛书》。本书是著者在笺校《白居易集》的过程中,陆续写出的研究、考证白居易生平和作品的论文结集,共收录14篇论文。《白居易交游考》、《白居易交游续考》、《白居易交游三考》3篇为全书重点。著者根据白居易诗文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对诗人生平交游作了比较系统的考订,凡涉及83人,包括诗人的女儿、兄弟、挚友元稹、刘禹锡以及一般的交游人物等。

  对白居易文学作品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重头戏,投入了较多的力量,也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王拾遗《白居易研究》,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对白居易的写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阐发了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通俗浅切的艺术特色。认为诗人的创作主张和艺术实践是相一致的,白居易诗歌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除了通俗易懂外,音韵性强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白居易的《长恨歌》一诗,为诗人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诗人平生也一直引以为豪。新时期即出版了三部研究《长恨歌》的专著,这在古典文学研究史上是罕见的。周天《<长恨歌>笺说稿》,198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由《说<长恨歌>》、《再说<长恨歌>》、《三说<长恨歌>》组成。

  靳极苍《<长恨歌>及同题材诗详解》,1989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年山西古籍出版社修订再版,该书共收录了唐代47位诗人的相关诗歌114首,并大体按时间先后排列。著者不满于某些古籍的笺注方式,试图探索一种新的解说途径,这种探索,对普及古典文学知识是有益的。

  周相录《<长恨歌>研究》,2003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共分7章,即《长恨歌》研究的历史回顾、《长恨歌》与《长恨传》、白居易与《长恨歌》、《长恨歌》的主题、《长恨歌》的艺术、《长恨歌》的影响、《长恨歌》细读等,首次对《长恨歌》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列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集中探讨了白集的版本源流,探讨了白氏家世中的7个问题,包括白氏祖先世系、父母的婚姻以及对他的影响、白居易早年的恋爱经历等,认为这些对白居易思想性格的形成都有影响。

  白居易一生与佛教关系密切,佛教不仅影响到了白居易的思想性格,而且还对他的诗歌创作也很有影响。张弘《白居易与佛禅》,200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列入《名人与佛禅丛书》。著者认为,在思想上,白居易与中国多数传统士大夫一样,奉行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但是,他与别人不同的是,在“达”的时候仍能“独善”,而在“穷”的时候也能想到“兼济”。这样,白居易就比一般士大夫的心态更沉稳、更平和,因而也就更有韧劲。在宗教信仰上,白居易是儒释道三教皆奉,但他与佛教更为亲近。他的信佛从不分什么门派,他师从的佛教大师有属于密宗的、禅宗洪州的、牛头宗的、华严宗的、净土宗的,等等。他学佛教并不把佛教思想写成理论著作,而是把它融化在诗歌的情感中。白居易现存诗歌约有400多首和佛教有关。正是由于信佛虔诚,白居易才能在世间与出世间自由如常,他不是把庙堂与山林对立起来,也不是把二者统一起来,而是采用大乘中道思维方式,把二者都超越,非此非彼。这样,白居易就比一般崇佛文人要高出一筹。同时,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他在诗歌中表达的对上层权贵的轻蔑,对仕宦的冷漠,对传统价值观的鄙视,对超越世俗境界的向往,都是从佛教中吸取的。

  在中唐诗坛上,元稹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故学界在研究白居易的时候,也一并将元稹进行研究,元白研究著作也出版了几部。最早将元白放在一起研究的是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由6章组成,分别笺证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新乐府》与元稹《连昌宫词》、艳诗以及悼亡诗、古题乐府。他以元稹的《琵琶歌》和白居易的《琵琶行》相比较,考订《琵琶歌》作于元和五年,而《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二者同一性质题目,可以相互比较。元稹在前,白居易在后,比较分析可见二者的因袭变革与异同,这种方法很有借鉴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著者在书中运用的诗史互证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文学研究影响极大。

  刘维治《元白研究》,1999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著者指出元稹的新乐府诗歌创作和诗论,为白居易提供了借鉴和基础。没有这个借鉴和基础,白居易就不会有当时那样大的成绩。没有白居易的发扬光大,元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的重要。通过元白二人在政治思想、诗歌创作方面异同的比较,可以看到作家相互的支持、谅解和借鉴,对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马铭浩《唐代社会与元白集团关系之研究》,1991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该书研究了唐代社会与元白文学集团之间的关系,讽谕文学和闲适文学是元白文学集团创作的主流。从组成人物上来说,元白文学集团不光是一个文人集团,还是一个政治家集团,这两方面的角色同时存在,并且相互影响,促进了元和诗风的形成和流传,促成了唐传奇的兴起,延续了社会诗的传统,推动了新的文学运动。这部论著将元稹、白居易作为一个文学集团来整体研究,视角新颖独到。

  2007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元白诗派研究》,著者陈才智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元白诗派:绪论、《主客图》与元白诗派的成立、《主客图》白派弟子群相之一、元白诗派的新乐府诗、元白诗派的元和体诗、《主客图》白派弟子群相之二、元白诗派与元白体、《主客图》白派弟子群相之三、元白诗与长庆体、附表等。这是近年研究元白诗派的重要著作。

  陈友琴编撰的《白居易资料汇编》,199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非常有参考价值。本书原名《白居易诗评述汇编》,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资料丛刊》第一种。后由中华书局1962年重印,易名《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全书从中唐到清末大约200种著作中,辑出900多条有关白居易诗歌的评论的资料,依评论者时代先后排列,分唐五代、宋金、元代、明代、清代。另有补遗18人论著27篇,书后附有《白居易本人关于论诗的意见》,从白居易诗文中收集而成。每种资料后面都注明出处,便于读者翻检。本书在收集资料时,不仅辑录关于白居易积极性的一面,还辑录了许多人对白居易学道、学佛等唯心主义消极因素的看法。

  白居易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白居易在唐代文学家中,是公认的仅次于李白、杜甫的大作家,现存的作品也是唐代诗人中最多的一位,可是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就成果来说,却远远不如李、杜研究的丰厚。其主要原因是,全国没有一个白居易研究的权威组织、没有一个被公认的研究刊物,白居易研究一直处于一种“游击战”的状况,缺乏统一的部署和规划。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里,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段的博士研究生,选择白居易研究做学位论文的也不多。其实,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关白居易的基础研究,学术界已经做得很好了,有了丰厚的积累。全集的整理、年谱的撰写、生平行事的考证、资料的汇编,甚至海外研究动向的介绍,工作都很全面细致。现在需要的是从多角度多视野出发,对白居易进行综合研究,比如从文化、民俗、传播、接受的角度出发研究白居易诗歌。现在已经到了改变白居易研究冷落局面的时候,而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参与,尤其需要年轻学人的参与,更需要电影、电视和新媒体将这些成果加以传播,尤其是在海外讲好中国的故事。

  二、海外对白居易文化的学术研究

  海外对白居易文化的学术研究,以日本、韩国为代表,可以看到一些富有深度的成果,其他国家则零零散散,未形成学术研究阵容。

  日本学术界向来对白居易的诗歌感兴趣,曾发表过不少研究著述,这对我们从事白居易研究极为有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马歌东教授,将8篇日本研究白居易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取名《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1995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本书翻译者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曾到日本高校执教多年,精通日语,熟悉日本汉学界的情况。本书所翻译日本学者研究白居易的论文分别是:花房英树《白俗论考》、平冈武夫《白居易和他的妻子》、布目潮沣《白乐天的官吏生活》、筱原寿雄《白居易的文学和佛教》、松浦友久《试论中国诗歌的讽喻性》、川合康三《关于<长恨歌>》、泽崎久和《关于白居易诗中的“自问”》、前川幸雄《智慧的技巧的文学——关于元白唱和诗的诸种形式》。这些论文可以使我们了解日本学界白居易研究的一些动态。书前有译者的《白居易研究在日本》一文作为代序,介绍了日本战后白居易研究的现状。书后附有8篇论文作者的简介,可资参考。

  日本白居易研究中最大的成果,是校勘《白氏文集》工作的进展。进行此工作的主要学者是平冈武夫、花房英树、小尾郊一、太田次男等人。研究中心是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45年9月,东方文化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开始了《白氏文集》的共同研究。其领导是研究室主任吉川幸次郎和《白氏文集》研究会的主席神田喜一郎。后来,平冈武夫做古典校订班和资料索引编辑的班长。花了15年时间,校勘工作结束,出版了《白氏文集》三册。

  关于白居易诗歌的研究,日本有铃木虎雄所著《白乐天诗解》、神田喜一郎著《读白乐天诗记》。关于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集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此现象与该时期日本战败有关,尤其是五十年代前半期的研究,更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把白居易的讽谕诗,看作是揭露和讽刺腐败社会现象的诗歌给予赞美。花房英树撰写的《白居易的文学》一文,认为白居易为了克服当时的社会危机,追求“经”的思想,在《诗经》的传统快灭绝的情况下,志愿复兴“诗道”。

  竹治贞夫所写《风雅传统与白诗》一文,对于白居易的新乐府给了最高的赞赏,认为其特点在于对民间疾苦的深刻同情,由于他创作这些诗歌,《诗经》的风雅传统大大地复兴了。

  桑原武夫在《新唐诗选续编》一书里说,白乐天讽谕诗是人类的瑰宝。社会党党魁、并做过总理大臣的片山哲,写了《白乐天——大众诗人》一书,赞扬白居易的讽谕诗。

  五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出现比以前冷静而客观的文章。田中克己在《白居易及其时代》一文中,指出白居易对讽谕诗倾注热情的时间很短,而且他的诗中没有提起宦官的专横、牛李党争等当时最重要的问题。

  近藤春雄在《关于白乐天的讽谕诗》一文中,强调讽谕诗与白居易担任左拾遗的官职,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白居易兼济之志的表现,并且是渴望立功的表现。

  堤留吉的《白乐天的文学理论及其主张》一书,论述杜甫诗歌是出于悲惨的境遇而表达得很严肃,白居易的讽谕诗是出于作为谏官的使命感,而不大现实。

  平冈武夫在《百炼镜——白氏文集札记一》、《论白居易的新乐府》、《二王之后——读白氏文集一》等文章,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是汉字国家的文化结晶。

  赤井益久在《中唐诗坛讽谕的系谱》一文中,探讨了白居易创作讽谕诗的背景,认为白诗的主题更广泛、富于艺术性,开拓了讽谕诗的新境界。

  寺门日出男在《论白居易的新乐府》一文中,指出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不但是为了批评社会腐败而创作,同时也希望超过从六朝到唐代流行的闺怨诗的艺术水平。

  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长恨歌》研究中最大的问题,是这首长诗的主题。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其基本主题是对爱情的赞美。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一书里指出:“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吉川幸次郎在《新唐诗选续编》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近藤春雄在《论长恨歌》一文说,它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逝世的长恨。

  关于《长恨歌》的结句“此恨绵绵无尽期”的解释,原田种成在《长恨歌的结句》一文中,把“此恨”解释为“贵妃在马嵬死于非命,两人不得不彷徨于不同的世界”,表明了玄宗的悲哀。铃木修次在《长恨歌的“此恨”》一文提出他的意见,作者举白乐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说,“恨”的意思很广,可理解为“恋情”意思。藤野岩友在《长恨歌的终章和乐天的意图》一文说,“恨”是玄宗对贵妃的不尽思念。

  加纳喜光在《关于连理比翼的主题》一文中,举《长恨歌》结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连理”“比翼”,论述它都是男女在现实世界不能结合、死后在彼岸结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极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在《诗语的“怨”和“恨”——以闺怨诗为中心》一文中,深入探讨了“怨”与“恨”的意义差异。作者指出,主观上有可能解决困难、却没能解决的情况,产生“怨”的感情,悲叹不可能解决困难的情况,即产生“恨”的感情。论述贵妃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权力也是无可奈何,所以不应该是《长怨歌》,而应该是《长恨歌》。

  入谷仙介在《唐诗名作选》中,提供了《长恨歌》的详细说明。作者认为,《长恨歌》是纯粹的爱恋悲剧。

  柳濑喜代志在《长恨歌传考证》一文中指出,《传》有明确的意思,叙述因君主迷恋女色而引起的政治混乱,他认为《长恨歌传》的创作目的,与以爱情为主题的《长恨歌》根本不同。

  对《长恨歌序》的研究,近藤春雄在《关于长恨歌的序》、太田次男在《关于长恨歌序的出现》,都是探讨日本留下来的《长恨歌序》的文章。这些文章认为,《长恨歌序》是日本人作的,其作者最早是镰仓时代中期的人。

  因《琵琶行》没有《长恨歌》那样流行,所以关于《琵琶行》的研究比较少。在日本主要进行此项研究的是近藤春雄。他在《谈琵琶行》一文中说,《琵琶行》流露出的被遗弃倡女的悲哀,则是被贬谪的白居易的悲哀。他在《白乐天在我国》一文中说,因为《琵琶行》是吟咏零落的倡女来申诉自己不遇的诗歌,所以不能像《长恨歌》那样引起人们的同情。近藤春雄关于《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后来编为《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一书。

  星川清隆《白乐天的琵琶行和元微之的琵琶歌》一文,探讨了《琵琶行》的文学性特色,而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见。作者说,白诗对人生的咏叹和弹琵琶的艺术美浑然成为一体,此一点白诗胜于元诗。两人诗歌都是继承古乐府传统而写作的,所以两篇有很相似的地方。

  西村富美子在《关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一文中说,白居易提出闲适诗的分类,而主张闲适诗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期的大事。

  管野礼行在《白居易诗中的慵和拙》一文中认为,闲适诗中频繁出现的“慵”字很值得注意,此“慵”不是单纯的不满和怠惰的表现,而是愿意不拘富贵荣达生活下去的表现;白居易写作讽谕诗以前,他已有写作闲适诗的愿望,倾注于讽谕诗创作时,也写作与讽谕诗正相反的闲适诗。白居易用“慵”、“拙”这两个词,不但是受陶渊明的影响,而且是对嵇康的生活态度共鸣的结果。

  川合康三在《来到长安的白居易——喧骚和闲适》一文中,探讨白居易在长安的喧闹中,如何克服他的孤独感的问题,作者指出,白居易寻求闲适的快乐而克服孤独感;白居易的闲适,是在获得一定的名利后才有可能的。

  下定雅弘在《白居易的闲适诗——其理论和变化》一文中指出,“帝都名利场”、“知足安分”等是构成白居易闲适诗的几个观念。白居易在杭州时写的古体诗里,根本没有讽谕诗,闲适诗却支配了主导地位。讽谕诗、闲适诗这对概念,是基于兼济和独善之间思想矛盾而形成的概念。

  平冈武夫在《白氏文集的成书》一文中,指出讽谕诗是立足于为了表现天下的世界观,是白居易做为文官的自负与使命感而咏出来的诗歌。但是从他被贬到江州后、到任杭州刺史的这一段时期,他主要关心佛教思想,使他的文学比以前更有深度。

  日本对白居易诗文的译注,主要有:佐久节《白乐天全诗集》,翻译了全诗。铃木虎雄的《白乐天诗解》,有很详细的译注。高木正一的《白居易》,上篇翻译了《新乐府》50篇,下篇是《秦中吟》、闲适诗、感伤诗和律诗的选译。青木正儿《中华饮酒诗选》,翻译了白居易诗中有关饮酒的诗约30首。田中克己《白乐天》一书,按着创作年代顺次译出了160多首。森亮《白居易诗抄》翻译了70首,重点在闲适诗。内田泉之助《白氏文集》翻译了诗歌约100首。武部利男《白乐天诗集》翻译了120首。西村富美子《白乐天》一书,选择日本人爱好的诗歌88首,而提供了很详细的解说。

  白居易对日本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日本学者武田信昭认为,中国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对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等邻邦国家影响巨大而深远,其中日本所受影响最深。自奈良时代开始,随着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受《汉书》的影响,公元751年《怀风藻》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明显地受到《诗经》和《昭明文选》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汉诗文几乎压倒日本传统文学的时期,人们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直到朝廷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对外采取封闭策略,日本的传统文学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

  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于《日本文德天皇实录》记载,承和五年(838年),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笺》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迅速流传开来,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根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著《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统计,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中日诗人诗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535首,几乎占半数。另据川口久雄统计,在藤原公任编纂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588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9首之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悉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悉,就代表这个臣子很有水平。一次嵯峨天皇在召见臣下小野篁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

  平安时代的汉学世家菅原、大江两家也都是长庆集的崇拜者。据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500多首诗,80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居易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185处,其中白居易诗达106处之多。

  唐代最重要的诗人,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排在其后。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最大的呢?日本学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白居易活了75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的日本平安文坛崇尚汉诗文,文人聚会,以会吟诵汉诗文为本事与才华。对大部分初学汉诗的人而言,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凭空是作不出好诗来的,所以这就需要一种范例或辞典,以供借鉴模仿。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由于白居易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的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容易学习。

  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能达到李白、杜甫这样水平的中国诗人又能有几个,何况是日本人?李白、杜甫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日本平安时代文人的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统一强盛的大唐迅速衰落,出现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这和平安时代天皇威权旁落,各地武家政权兴起的社会现实十分类似。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深感人世之无常,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这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都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正是上述原因,使白居易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至今不衰。

  白居易在韩国的知名度以及对他的评价,远不如李白、杜甫、苏东坡。高丽李氏王朝的朝鲜文人们,对白居易的态度与对李、杜、苏的态度不同,并未尊他为学诗的规范,而是将他的诗作看成“闲居览阅”的对象,作为乐天忘忧的手段。

  他们认为白居易诗的主要内容,是以轻淡笔触描写其日常生活的闲适情趣,文字平易通俗。正是由于这一特色,白诗未被韩国古代文人们尊为学诗的对象,只是作为可以轻松获得心灵平静以得闲适之乐的材料,而被广泛诵读。

  在日本统治韩国的35年间,韩国优秀的传统汉学已经衰退。二战结束以后,韩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是与在大学设置中文学科同时开始。但上个世纪50~60年代,全国大学中设置中文学科方面,索瓦鲁大学、成均馆大学与外国语大学3所大学中,中国文学的研究人员不足。因而,50~60年代20年间,无论从量的方面,还是从质的方面,韩国的白居易研究,还只能说处于萌芽期。

  从现存资料看,最初的关于白居易论文有金童燮《白乐天研究——讽谕诗一瞥》,其后有曹佐镐《白乐天研究——以诗禅一致的先驱作用为中心》、以及李炳汉《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家诗论——以杨太真为中心》等文章。

  进入60年代,金得洙发表《白居易研究》和《长恨歌研究》、丁耒东发表《白乐天诗的社会性》、场森发表《白乐天及其诗》。虽然只是达到初步的研究水准,但立足于白居易的传记、思想、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因而堪称当代意义的白居易研究先驱者。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金洙映编著的《白乐天、苏东坡》,作为《东洋历代伟人传记选集》(第六册),在1968年出版,它作为白居易的一种评传,具有面向一般大众读者的特点。

  1972年以后,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女子大学、延世大学、全南大学、岭南大学都设置了中文学科,为白居易研究带来了活跃气氛。

  进入80年代,许多韩国大学纷纷设置中文学科,研究白居易的文章数量增加,研究范围扩大。主要文章有:李根孝的《以诗歌为中心的白居易研究》、金在乘的《白居易诗论考》和《唐代新乐府运动小考》、申英爱的《白居易新乐分类及其内容》、林孝燮的《白居易新乐府现实主义特征的研究》,都是将白居易的讽谕诗论、社会诗论作为研究对象。

  在研究白居易诗的社会性方面,主要文章有:金在乘的《白乐天诗研究——以闲适诗为中心》、《白居易格诗考》、姜昌洙的《白居易饮酒诗小考——以“劝酒”十四为中心》、郑相赫的《白居易闲适诗研究》、安天洙的《白居易贬谪江州途中诗研究》等,扩大了对白居易诗文的关心领域与研究范围。

  张基槿翻译的白居易的诗集《白乐天》,根据白诗内容,将白诗分为六类:(一)纤细的感觉。(二)仁慈的诗人。(三)古讽谕诗。(四)新乐府讽谕。(五)感伤的杰作。(六)闲适与通达。对102首诗加以注释、解说。释智览翻译的《长恨歌》,对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及《白发歌》等11首诗翻译作注,译者是韩国僧侣。白居易诗的韩国语翻译,还有沈禺俊对185首白诗的翻译、注释。

  关于白居易的思想研究,金得洙的《白居易研究》,介绍了白居易生平与人生观,指出白居易具有多情善感的诗人性格,其处世原则是以杀身成仁之道为根本,追求明哲保身之道,而又待时而动。张基槿在《白乐天》一书中,分儒家思想、道家与道教、佛教思想、乐天与解脱4个方面,对白居易思想轨迹作了叙述。

  金洙映在《白乐天、苏东坡》一书中,分10项内容对白居易加以论述:一是生平,二是初进官场,三是期待,四是《长恨歌》,五是左迁,六是召还,七是仕官,八是身边,九是致仕,十是白乐天与元稹。金在乘在《白乐天诗研究》一文中,介绍了白居易家系,以编年体记述其生涯。

  俞炳礼的《白居易的“仕”与“隐”意识》一文,考察了白居易出仕目的和“仕”与“隐”之间的纠葛,以及克服方法 。指出白居易出仕目的,是靠俸禄解决衣食,同时为了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进而指出,由于“仕”与“隐”不可兼得而各有欠缺,在仕与隐岐路前,白居易选择“中隐”。这种选择结果,使其衣食得以解决,悠悠自适生活,自由生活得以保障。这“中隐”生活,是白居易由“仕”的挫折与忧患,派生出来的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三、全国各地白居易文化景区建设和纪念活动开展情况

  河南洛阳是白居易晚年终老之地,他去世后,安葬于此。白居易墓,又称“白园”,坐落在洛阳市城南13公里处的龙门东山的琵琶峰上,是一座依山傍水、秀色宜人的小巧园林,白园占地44亩,分为青谷、墓体、诗廊三区,是根据诗人性格、唐代风采和自然山貌而设计建造的纪念性园林建筑。白居易墓前立有高大石碑3块,其中1块上刻“唐少傅白公墓”6个字。登高望墓,形似琵琶,白墓所在之丘为“琴箱”,其东南是长长的芳草墓道,四周围草地中央,三根“琴弦”清晰可见。

  白园对面即是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1961年,国务院公布白居易墓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洛阳市政府拨款110万元重修白园,1985年建成开放。

  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埋葬此地,既符合诗人生前的心愿,又暗合了其传世名作《琵琶行》的意蕴。诗人生前喜欢洛阳龙门风光,特意嘱咐后代将他葬在这里,好在死后也能静静欣赏伊阙胜景。白居易在官场中浸淫多年,日益认识到官场的黑暗。到了晚年,诗人仕途灰暗,所以不希望后代再步自己的后尘。于是,诗人留下遗嘱:从今往后,后代再不要做官,不要在官场空耗生命。为此,他还研究了风水学,故意舍弃洛阳北邙那人人向往的风水宝地,而将自己的墓址,选在前面陡峭、下临阔水的绝地之上的琵琶峰巅,其目的是断了自家后代的官气,以追求人生的乐天达观、闲适自在。

  白居易所钟爱的香山寺,位于龙门东山山腰,其建筑古朴浑厚,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与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西山窟区一衣带水,隔河相望,与龙门石窟东山窟区和白园一脉相连,并肩邻立。该寺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距今1400多年。唐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梁王武三思奏请武则天予以重修,正式命名为“香山寺”。当时的香山寺“危楼切汉,飞阁凌霄,石像七龛,浮图八角”。 唐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河南尹白居易捐资六七十万贯,重修香山寺,并撰《修香山寺记》,寺名大振,这篇文章开篇第一句,即是对香山寺的推崇:“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白居易还把自己在洛阳12年所写的八百首诗,编为十卷,取名《白氏洛中集》,放在香山寺藏经堂内。白居易曾常住寺内,自号“香山居士”,和胡果、吉皎、郑据、刘真、卢负、张浑、李元爽、僧如满等结为“香山九老公”。唐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白居易病逝旧居履道里,家人遵嘱将其葬于香山寺北、如满大师塔之侧。

  香山寺宋金时期犹存,元末废弃,清康熙年间重修,乾隆皇帝曾巡幸香山寺,称颂“龙门凡十寺,第一数香山”。清末民国初年,香山寺又渐荒芜,1936年香山寺进行重新修建后,为蒋介石庆祝五十寿辰而在寺内建一幢两层小楼。蒋介石和宋美龄多次在此避暑,这幢小楼位于香山寺内东南侧,被称为“蒋宋别墅”。解放后,香山寺又进行了多次修葺,如今,为了实施“旅游强市”战略,拓展龙门石窟景区的观光项目,丰富香山寺的文化内涵,洛阳市委、市政府及龙门石窟管理局,依据《龙门石窟区规划》和《洛阳市龙门石窟保护管理条例》,投资600万元,于2003年上半年完成了对香山寺的改造。这也是香山寺历史上的第五次修复,新香山寺借鉴唐代风格,对蒋宋楼、乾隆御碑亭、衣钵塔等作为历史文物予以修缮、保护。在原址上新建了钟楼、鼓楼、大雄宝殿,整修了天王殿、罗汉殿、步游道等。

  白居易一生在洛阳写下了800首歌颂、赞美洛阳的诗篇,他的故居就在洛城东南履道里。他任杭州、苏州太守时,对江南的建筑艺术情有独钟,离任时带回天竺石、太湖石、西湖白莲等江南特产,对其宅园进行精心布置,使他的履道里故宅融南北风格为一体,独具特色。

  1992年10月至199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白居易这一故居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这里出土的石经幢残碑,为六面体碑,其中有“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等文字,落款时间为“唐大和九年”。据专家考证,该碑为白居易手迹。现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白居易故居出土的辟雍瓷砚,砚台整体呈圆形,砚堂平坦凸起,周边贮水凹一周。槽外一侧附有两个杯状,筒砚底部有21个兽蹄状足。端庄大气,用赏兼得,实属珍贵文物。

  对白居易的故居遗址的发掘,为人们打开了思路。它的发掘证明了白居易的诗篇中,对自己宅园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这也说明《唐两京城坊考》、《地理志》中的宰相裴度在集贤里的湖园,司马光在尊贤里的独乐园……等名人的宅园在坊里位置的记载也是正确的,对于名人宅园挖掘保护的意义很大,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这又为唐宋故城遗址保护提供了物质基础。

  履道里为首个开发区域和主要的研究点,白居易留下的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是研究当时生活环境的重要参考,其中洛阳的宅园就是由他亲手建造并写成《池上篇》并序的。作为履道里保护性规划的第一步,首先是把白居易故居遗址保护起来,其次要在遗址附近恢复《池上篇》并序中描写的宅园,使人们在参观完遗址后,对园林有完整的认识。作为保护性规划设计,坊里内其他地方主要以园林绿化为主,总体上应围绕白居易的生平、诗文做成一个白居易主题公园,以强化白居易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为此,1992年,洛阳市政府、洛阳市计划委员会分别下发文件,同意在此基础上修建白居易故居纪念馆。纪念馆规划占地80亩,整个布局按唐代东都的“田”字形里坊街道兴建,馆内有白居易故居、白居易纪念馆、乐天园、白居易学术中心、唐文化游乐园、仿唐商业街等建筑。白居易故居北半部为住宅区,南半部主要为园林和湖泊,整个布局力求再现原貌。

  规划的白居易纪念馆内,有诗人白居易的塑像,并陈列他的生平事迹、文献资料及有关字画、壁画等,是凭吊诗人的主要场所。乐天园是根据白居易的《琵琶行》等名作之意造的园林。白居易学术中心则是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研究和活动的场所。唐文化游乐园按照唐代的风俗设立了马球场、乘骑场等娱乐设施。仿唐商业街则为游人提供了购物方面的各种服务。

  为纪念诗人,2005年白居易诗歌国际研讨会,在龙门香山脚下开幕,30多位海内外研究白居易和唐代文学的专家、学者,聚集洛阳。该研讨会由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洛阳市文学艺术研究会、洛阳白居易研究会等单位联手举办。2009年1月,白园设计者王铎,在洛阳白居易研究会年会上,提出每年清明节在白园公祭白居易的倡议,得到洛阳市委、市政府的支持。2009年白居易清明公祭典礼,在白居易墓前举行,该活动由洛阳龙门管委会和洛阳白居易研究会共同举办。

  河南郑州的新郑市,是白居易的故里,据《白香山年谱》记载:其祖先太原人,祖父白鍠作过酸枣(今延津县北)和巩县县令,后徙居新郑东郭宅。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降生于东郭宅,在新郑度过了童年。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因朱泚、李希烈作乱,他被迫离开新郑,时年10岁。

  为进一步挖掘白居易文化资源,新郑市于2012年启动了白居易故里文化园项目的立项、规划工作。故里文化园位于轩辕大道南侧、乐天大道西侧,白氏后人多聚居于附近,在辛店镇,现在还保存有白居易祖父白鍠墓、乐天祠等与白居易密切相关的文物遗存。文化园以白居易纪念馆、白居易故居、乐天广场,及展示白居易生平和其文学作品的景观小品等为主要建设内容,集观光游览、朝拜纪念、文化体验、修学休闲等功能为一体。文化园规划面积150余亩,一期工程投资2690万元,为此新郑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努力将文化园建设成为白居易及其诗歌文化成就瞻仰性家园、白居易文化缅怀朝拜圣地和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新郑市白居易故里文化园规划图

  在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之畔,有白居易、苏东坡的“白苏二公祠”,占地面积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平方米。在杭州水利历史上,白居易和苏东坡对西湖疏浚贡献很大。为了纪念他们的功绩,清朝嘉庆三年(1798年),在大学士阮公的提议下,在孤山南麓建造了“白苏二公祠”。道光十五年(1835年)重修。

  近几年为发展西湖景区,新建的二公祠分前后两个殿堂,岳庙文保所保存的17块与“白苏二公祠”相关的石碑也向公众展示。在西湖还雕塑了白居易像,以纪念这个大诗人。

  苏州近几年建设了白居易纪念苑,该苑坐落在山塘街街口的一座仿古院内。白居易的石雕立像耸立在门厅正中,祠堂里面陈列着一些图画,介绍着白居易在苏州的足迹,以及他为苏州所做的一些功绩。

  重庆近年推出了雨山八景,其中一景是白居易山道,这是为了怀念千年前白居易打马走过这座山而特意修建的。这条长约1.1公里的白居易山道,蜿蜒曲折,两旁风景如画。

  白居易步道的正式开放,也为即将开售的天景?雨山前二期“九天”别墅大大加分。山道开放那一天,很多市民们纷纷前往,以欣赏那山道的美景和悦耳的鸟鸣声。

  湖北宜昌三游洞,背靠长江三峡的西陵峡口,面临下牢溪,洞奇景异,山水秀丽。三游洞地势险峻,形如覆蓬,冬暖夏凉,洞室开阔,呈不规则长方形,深约30米,宽约23米,高约9米,是石灰岩溶洞。从唐宋起,许多名家及文人墨客都曾相继来此,赋诗题字刻于洞壁上。现存洞内外的诗文摩崖、碑刻,数以百计;名家书法楷、隶、篆、行、草各体皆备。

  风景区内主要景点有三游洞、至喜亭、楚塞楼、古军垒遗址、张飞擂鼓台、陆游泉等,近年来,景区又新增了巴楚乐宫、世界华人国家印章刻石园、中华震旦角石园等新的景观。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大诗人白居易与其弟白行简,在此遇到大诗人元稹,三人结伴到西陵山一游,发现这个“天生一洞”。三位诗人各赋诗一首,并由白居易“序而记之”。因此洞由他们三人始游,故得名“三游洞”。后来北宋时期,又有三位文豪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同游此洞。同样苏氏父子也各题诗一首,留于洞壁。白氏兄弟与元稹之行,称为“前三游”;苏氏父子之行,称为“后三游”。

  陕西省渭南市是白居易的另一处故里,为了弘扬白居易文化,该市开始规划建设白居易文化产业园。该园将围绕白居易文化,借助渭河流域得天独厚的生态景观资源,将诗词文化、盛唐文化、传统文化、华夏文化,通过建筑、音乐、影视等技术实现动态表达。规划占地600亩,其中水域面积约284亩。主要建设白氏宗祠、白居易纪念馆、居易诗词馆、书画院、老腔社、渭南美食酒吧街、渭南历史民俗文化创意街,以及渭南名人广场等产业项目。目前,已有4家企业签约投资白居易产业文化园,总投资3.5亿元。



             陕西省渭南市白居易纪念馆规划图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花径公园,建于1953 年,旨在纪念白居易。公园大门口石碑中间的“花径”二字,石碑左右还有一副对联:“花开山寺、永留诗人”;花开是指桃花;寺是指大林寺;诗人是指白居易。花径来自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一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因桃花留住了诗人,给花径留下了宝贵的桃花文化资源,如今花径已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综合园林景区,成为庐山这一世界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各地方政府、企业和文化界,都在日益关注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以此带动旅游产业的兴旺发达。正是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对伟大诗人白居易文化的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将会越来越多;白居易文化景观的建设,将会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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