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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资料汇编
发布人:admin2012 发布时间:2018年5月21日 此新闻已被浏览 2295
    

     从《山海经》看中国上古人的世界观

   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写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里所说的《周王传》,显然就是《穆天子传》。而所谓《山海图》,应当就是附有图版的《山海经》。中国早期文献,常常取图文配合的形式,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神输》《吴孙子兵法》《齐孙子》《黄帝》《风后》《鬼容区》等。

  《山海经》一书是中国传世文献中第一部系统而集中地记录了丰富多彩的上古神话的文化经典。而这部专说“怪力乱神”的著作本身,也因古代传说的恍惚幻影而体现出谲诡奇丽的文化特质。其中文化的深意,博学大家也以为难以捉摸。以致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又以山川珍异纪实,被看作地理书。《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景》说,王景治水,“功业有成”,汉明帝“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山海经》和《河渠书》《禹贡图》并列,被看作性质相近的典籍。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中将《山海经》与《禹贡》并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也讨论了《山海经》在地理学史上的意义。谭其骧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写的词条“《山海经》”总结了这部书特别是其中《山经》的地理学价值。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陆续有《山海经》研究的论著推出。如丁振宗《破解<山海经>——古中国的X档案》(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全像山海经图比较》(学苑出版社 2003年8月),王红旗《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郭郛《山海经注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张步天《山海经解》{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7月)、《山海经概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 10月)等。而列为“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之八的叶舒宪、萧兵和韩国学者郑在书著《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的东西文化碰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更是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视角认真考察这部“奇书”的成功之作。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医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字学和艺术学等不同学科。按照作者的表述方式,其中有关对《山海经》“想象地理学”或“神话政治地理学”、“传说地理学”的性质的论说,可以给我们新奇的知识,也可以给我们积极的启示。

  对于《山海经》作者的地理视野,旧时学者多认为是中国本土的山川地理志,现代有关论著又曾经提出巴蜀说、楚地说、云南说、东北说等解释此书的地理立场。然而自研究者建立了世界意识之后,又多有突破中原文化体系的论点提出。梁启超曾经说,“语最古之译本书,吾欲以《山海经》当之,此经殆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故不独名物多此土所无,即语法亦时或诡异。”(《翻译文学与经典》)苏雪林则以为“此书为阿拉伯半岛之地理书,古巴伦人所作,而以战国时波斯学者,携来中国者”(《昆仑之谜》)。也有人认为《山海经》所记载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理(如孙文青说,卫挺生说,凌纯声说)。更有人将《山海经》理解为中国古人有关世界地理形势与民族分布之知识的记录,甚至论定“夏文化,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文化,曾经直接覆盖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北部的广大空间;其内涵的丰富和影响的深远,也是无与伦比的。”“古代的中央帝国,曾是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中国不仅有四大发明,还有四十大发明,四百大发明,并是所有宗教、理念的源头。”据说“这一切都是从《山海经》中发现的”(宫玉海:《<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152页至第154页,第2页)。梁启超提出《山海经》为“最古之译本书”的意见时,尚且表示:“然此不过吾个人理想,未得确实佐证,不能断言”。可是后来以《山海经》为“泛中华主义”文化依据的人们,则以为有了思维的解放与精神的自由,就似乎不需要“确实佐证”了。《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的作者不赞同这种基于本土中心情结而背离科学性的思路,主张以“做学问的求真”为认识基点(第21页),所进行的探索,从地理观的角度而言,对《山海经》研究有值得肯定的显著的推进。

    这部书“理论部分”的第三章,题“《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作者认为,《山海经》一书的构成,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其出现的背景,是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山海经》的性质和功能,“是为走向一统的文化权力话语提供神权政治的空间证明,通过对各地山神祭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一种法术性的全盘控制。”(第52页)“与其说它记录着可以考实的地理知识,不如说反映的是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第55页)曾子说,“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大戴礼记》卷五《曾子天圆》)叙述和总结地理和物产方面的知识,应当是为圣王治理天下服务的。《山海经》在记述山川形势和动植物分布之后总要归结到祭祀的仪节方面,可知“政治地理学的前身必然是某种宗教政治的地理观念”,作者于是认为,“《山海经》可以作为此种宗教政治地理观的活标本来看待,也只有从这种多层面综合的维度去考察,这部远古奇书的奥秘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揭示。”(第57页)这样的分析,使我们对于《山海经》的认识推进到新的层次。

  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世界的想象》一文曾经分析春秋时代的地理形势,“在那个时候,大家但有种族观念而没有世界观念”(《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页),《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的作者认为这一断语恐有绝对化之嫌,提出“或许可以换一种说法:当时人的世界观念是以种族观念表现出来的”(第62页)。《淮南子 .椒真》所谓“六合所包”,“通为一家”,“万物一圈”,被看作“地域性文化封闭格局被打破”的表现(第63页)。而《山海经》一书被论者指为“中华文明一源中心观的原型”(第70页),其中所反映的地理观念,是一种“大世界观”(第58页)。这样的观点,可以给文化地理学史补充新的知识,也可以为中国“大一统”政治体制形成历史的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启示。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理论部分”的第五章有关《山海经》“为什么以南西北东为序”以及“《山海经》称‘经’的由来”的讨论,又就《山海经》成书背景的神秘主义文化渊源进行了古代地理方位模式的分析。其中论述,涉及“神话图式”和“占卜思维”,对于古代文化进行的这种“人类学破译”,体现出研究方法的优异。

  这部书“考释部分”中“西域篇”的第一章“中国与西亚的交涉”,第二章“草原之路‘七种人’(希罗多德《历史》与《山海经》之比照)”,第三章“草原之路上的古欧洲人种”,都值得关心上古交通地理的人们认真研读。其中有关“渤泽:罗布泊”、“边春之山:舂山:葱岭:帕米尔高原”的考论,多有新证提出。有关“沙漠综合症:《山海经》幻影的成因”的分析,以“因干渴而发生幻视幻听”(第665页)解释种种怪物妖神的成因,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考释部分”中“昆仑篇”的第二章“昆仑与相关地望”,第三章“昆仑母型”,第四章“日出、日落之山”,则涉及分析上古地理观时不可回避的“昆仑”问题。

  在上古文化体系中,昆仑是一个体现出重要地位的神话中心。昆仑有壮丽的宫阙、美丽的园圃,奇花异木丛生,珍禽怪兽群集。而长生的梦想,在昆仑也可以实现。许多精彩生动的古代神话,如夸夫逐日、姬娥窃药、黄帝食玉、祓除蚩尤、禹杀相柳等故事,以及烛龙烛九阴故事,西王母三青鸟故事,共工触不周之山故事等,都来源于昆仑。西王母是传说中的西方女神。西王母所居之西王母山,一说是玉山,一说是昆仑之丘。《汉书.地理志下》说: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仙海”,又称“西海”、“鲜水海”,就是青海湖。也有学者推定,西王母瑶池就是天山的天池。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中,都记述了周穆王西行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的事迹。《穆天子传》说到这一故事,有天子来到“昆仑之丘”,瞻仰“黄帝之宫”的情节。唐代诗人李华《咏史十六首》之六写道:“日照昆仑上,羽人披羽衣。乘龙驾云雾,欲往心无违。此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国。灵气皆自然,求之不可得。”可见西方昆仑神话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以至到了盛唐时代,人们仍然在怀念昆仑“神仙国”的“自然”“灵气”。《山海经的文化寻踪》引汤惠生说:“昆仑:祁连:赫连:贺兰”之间有对音关系,都是匈奴语“天”的意思,都是“萨满教中的宇宙山”,或联络天地的“宇宙中心”;又林梅村说:“昆仑”在秦以前不是具体特定的山,而是“一个宗教或神话概念”(第720页)。同时指出“在上古汉语里,‘祁连’读音可通‘昆仑”’,“它们的‘促读’或‘合音’为‘环’ (圜,圆,圈),可象征圆天,或混沌”(第725页)。对于神话山“昆仑”特定的母型,作者总结说:“以中土为本位,‘坐标’逐步向西搜索,诸家学说里或有记载者,按照名声与可能性大小依次为:祁连山,昆仑1;和田南山(今昆仑),昆仑2;天山,昆仑3;冈底斯山,昆仑4;帕米尔高原,昆仑5;喀喇昆仑山,昆仑6;须弥山(或喜马拉雅),昆仑7。”(第740页)作者下文关于“山组通用神”形成的意见,也许也可以适用于“昆仑”崇拜形成和演变的情形:“山居的群团”的“徙动”,“容易把他们的山岳信仰和祭祀仪式带到别的山头,跟那里原有的土著和他们的信仰发生冲突或融合,从而使这种信仰越来越淆杂,越繁复。”(第828页)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在“日出、日落之山”一章中,有“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类似故事”一节。而“西母篇”中的第一章“《山海经》里的周人与氐羌传说”,第二章“西王母与西部女族”,第三章“西王母猜想”,都以西王母信仰作为论述主题。汉代画像中多见当时人所想象的西王母的形象。见于著录的汉镜铭文更多有说到西王母的。其中常常可以看到所谓“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甘泉饥食枣”等文句。唐代和宋代仿汉镜的铭文也多有“西王母”字样,也说明西王母崇拜在民间影响的久远。西汉末年,曾经以民间西王母崇拜为背景,演生出一次冲击京师秩序的社会动乱。《汉书.哀帝纪》记载,建平四年(前3年),天下大旱,关东大批民众以传递西王母号令为名,“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以“祠西王母”为鼓动口号集聚的民众来到长安之后,又在里巷阡陌歌舞狂欢,聚会祭祀西王母。有人甚至夜间持火上屋,击鼓号呼,表现了极度的狂热。《汉书.天文志》和《汉书.五行志下之上》中,也有相应的记载。迷信西王母的民众冲破禁令,西人关至长安,可能是因为西部地方当时是西王母崇拜的信仰基地。《易林》中多见文辞涉及“西王母”的内容。卷二《讼.泰》“弱水之西,有西王母”,卷五《临.临》“弱水之上,有西王母”,卷一六《既济.大畜》“弱水之右,有西王母”等,都说明关于西方远国“弱水、西王母”之“传闻”,在民间流传十分普遍。而西王母神话发源地的基本方位,也是明确的。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的作者从礼俗、物产、住居和崇拜形式等方面分析,以为西王母传说与古羌族文化相关。论者又对《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的西王母进行了对照,指出:“《山海经》更加是神话的,更加是原生态的;《穆天子传》主要是传说的,主要是再生态的(而且历史真实性的成分越来越大)。”(第1385页)以往许多研究者认为,周穆王西巡行程的终极,大致已经到达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草原地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穆天子西行可能已经在欧洲中部留下了足迹。在《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中“周穆王西征路线概测”一节,我们看到这样的分析:“周穆王本人进入塔里木盆地西缘的机率虽然不高,但在春秋时期,有一位大人物,例如王者(或如沙畹、白鸟库吉等那样指实为秦缪公),到达上述地区却是可能的,不一定率领‘六师’——那样后勤供应困难太大——至少率领小队人马。有通事,有向导,有老驭手(造父)。这引起轰动效应,内外喧阗。战国时期思想学术文艺活跃开放,好事者众,撰述人多,就有人根据‘真实的传说’将它‘整理’出来,而把主人公归属给大旅行家周穆王。”(第1401页)对于“西王母之邦的大致地望”,论者以为“最可能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面,喀什以北”(第1415页)。不过,由于西域气候地理的严酷,“西王母之邦的后人”后来又有继续“西迁”的行为,“所以有关她们的传说愈后愈向西”(第1418页)。这种交通地理学的判断,应当是值得重视的。

  先秦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从早期陶器、青铜器的器型和纹饰已经可以发现有关迹象。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五世纪的贵族墓中曾经出土中国丝织晶。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了有凤凰图案的刺绣和当地独一无二的四轮马车。车辆的形制和刺绣的风格,都表明来自中国。在这一地区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 。许多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表现出所着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五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不过,这些现象当时似乎并没有进入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视野,因而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一书有关交通地理以及“东西文化碰触”的论述,可以增益我们的相关认识。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的书名标示“想象地理学”,其中的“理论部分”更重视《山海经》的神话政治地理的性质,“考释部分”则较突出其传说地理学的内容。就全书的总体来说,对于《山海经》一书上古地理观念的揭示,应当说是比较充分,比较透彻的。《山海经》幽眇神秘的文化内质,因此得以明朗。关心古代文化地理的人们,都可以从中收取教益。

  萧兵在《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一书的《后记》中写道,以往“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书后附录评论”曾经“颇招物议”,表示“今后将增加批评性内容”(第2254页)。其实,这本书已经这样做了。我在为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写的书评中有这样的话:“萧兵长于综合诸学科方法的能力,尤其相当重视考古收获和文物资料的利用。不过,有时如有的批评家所谓‘有失之交臂之憾’,若干‘现成而可靠的结论”在他手底下轻轻溜过’的情形,也是难免的。”随后所举实例,是“作为反映战国楚地民俗文化重要资料的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有关资料,似乎没有受到充分重视”。在列举有关例证之后,接着还写道:“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有关文化信息,或许可以有助于充实萧兵的论点。”《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一书附录“海内外学者有关萧兵及其研究的评论文摘(续)”中,收入了前面这段话,特别于“若干‘现成而可靠的结论’‘在他手底下轻轻溜过’的情形”之后,附注“例如失引秦简《日书》”数字。而这篇书评中其他赞扬的话,则一概弃而不录。可见,萧兵重视评论中“批评性内容”的意思确实是十分诚恳的。

  在欢迎评论“批评性内容”的态度的鼓励下,我想,不妨再谈一点也许可以说是“批评性”的想法。作为合作的成果,《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一书总体上使人不免芜杂而不尽整齐的感觉。有些内容,似乎略显散乱。有的段落,如“理论部分”第十五章“《狂人日记》:是结构还是再神话化”一节等,论说显得比较生硬,与其他部分风格似乎不很协调。萧兵在《后记》中说,“三位作者分处异地(包括写作期间频繁出访),切磋、协调至为困难”,但是又“有意事先不作商量”,采用一种“双盲法”,于是“分歧显然存在”,“各部分的承担者当然是文责自负。”(第2253页至2254页)我们还是心存疑惑:是否有必要建立这样的学术组合,共同完成这样篇幅大至1668千字的巨著。如果分别立论,各自成书,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作者:王子今;来源:博览群书)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的东西文化碰触》,叶舒宪、萧兵、郑在书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128.00元) 

 

《山海经》——地球史书(摘录)

一、民族
1.聂耳国、黑齿国、凿齿

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耳。
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齿,食稻啖蛇。
凿齿: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墟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持戈。
      有人曰凿齿,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国,桑姓,食黍,射蜮是食。    
译文:聂耳国在无肠国的东边,驱使着两只黑虎,聂耳国的人都用手托着自己的耳朵。

      黑齿国在它的北边,国人都是黑色的牙齿,吃的是稻米和蛇。
生活在非洲的马赛人生下来就扎耳眼,而后逐渐加大饰物的重量,耳朵因此越拉越长,耳洞也越来越大。
   
这是非洲穆尔西族的贵族美女,只有贵族才有权利使用这些恐怖的饰物,他们认为唇,耳孔越大就越美。相比之下现在网上流行的非主流、杀马特之类,在她们面前都是浮云。

 

    中华日月民族论
    纵观埃及、印度、希腊、巴比伦、罗马、玛雅、印地安等古老民族的起源,均流传有一个“太阳神和月亮神创世”之说;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在其民族远古时代中亦流传有“盘古开天、日月创世”的神话故事。为什么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古老民族会在交通工具落后、地理封闭的情况下流传着一个具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日月创世纪”文化呢?难道说这些古老的民族曾经源于一个古老的“根”?正是基于这个共同的文化特征,为我研究人类起源的“根”找到了一个突破点。地球村的人类虽然人种、肤色、语言、文字及生活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特征,并且将这一文化特征深深的根植于各民族血液之中,通过复述形式代代相传,成为民族的血缘坐标;尤其中华民族姓氏符号的延续,为我揭开上古日月文化的面纱,寻找远古民族的回音,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中华民族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最早可追溯到盘古氏。民谚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因而可知,盘古氏被中华民族视为共同的祖先。《纲鉴易知录》证曰:“盘古氏首出御世,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变化而庶类繁矣,相传首出御世者曰:盘古氏,又曰:浑敦氏。”根据这条线索我们可以暂将盘古氏定义为中华民族的创世始祖、众神之王。通过对盘古氏的研究,来解读远古的神话传说,以求达到揭示中华日月民族起源的目的。

    第一节  解读中华日月民族的始祖盘古氏称谓
    据《三五历记》记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五运历年记》亦曰:“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髡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玉,精髓为珠石,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听起来这是一个多么荒诞无稽的故事啊!但它却是远古人类复述流传下来的真实历史。
   《纲鉴易知录》曰:“盘古氏又称浑敦氏。”浑沌即“浑敦、混沌”,浑与混、沌与敦虽然字异却音同,因而在古汉语中可以互假通用。《庄子》曰:“南海之帝为脩(修),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脩、忽乃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脩与忽欲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故事中的浑敦氏在历史上又称“帝江”和“帝鸿氏”。《山海经·西山经》证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黄,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神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毕沅释曰:“江读如鸿。”《春秋传》云: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匿,天下谓之浑敦是此。”因而可知,庄子的寓言来源于上述历史文化背景,而并非其虚构,因此浑敦所建的中央之国亦应存在,而非杜撰。
    盘古氏所建的中央之国,简称为“中国”,初立于天山汤谷,即今之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藏译为“高原上的山”。随着盘古氏族的迁徙脚步,天山一名亦移植于各地,古时唐古拉山、昆仑山、祁连山、中山、仲山、钟山、汤山、唐山、景山、常山、恒山、齐山、我山、殷山、阴山、白山、长白山、嵩山、商山、太山、泰山、华山等山岳皆称“天山”。因此,这些山岳皆含有“中央”之意,而以上述山名为国名的王国和王朝,又称“中央王国”或“中央王朝”。如:齐王国和中山王国又称为“中央王国”;而商殷王朝则译为“中央王朝”。因此,中国成为中华民族的国家名称由来已久。但除中华民族自称中国外,秘鲁库斯科市被印地安人称之为“肚脐”;尼日利亚乔斯市亦被比罗姆族称之为“中央”;而这两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地球的中央。由此看来,中央之国之说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并存于亚洲、非洲、美洲的历史之中。然而,当我们发现印地安人与中国的殷商民族文化特征相同;而比罗姆族仍保留着华人特有的姓氏符号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双方的共同文化特征,找到两个民族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考证出中华民族的迁徙路线。
    盘古氏率领天国之民由青藏高原下界,其部族沿黄河、长江分道向中原迁徙,所经过的山,都以“天山”命名;所立之都亦皆曰:“汤谷”,以至不数典忘祖。当他们由天国下界进入平原之后方感到,原被天国人踩在脚下的白云,现在却悬浮在天国人的头顶上,仿佛天地由此而分开,天越来越高,而地越来越深,天国人认为是他们的天王盘古氏将天地分开,这段历史经代代相传,则演变成“盘古开天”的历史故事。天国之民一路披荆斩棘,爬山涉水,从日落的青海湖,一直走到日出的青州东海,他们所经各地,土著居民用当地方言称盘古族为:天人、大人、太人、长人、常人、倭人、良人、梁人、狼人、氓人、黎人、偒人、唐人、日人、胡人、火人、狄人、商人、殷人、阳人、卢人、濮人、亳人、戎人、巫人、互人、御人等;而称盘古氏为:汤古氏、汤狼氏、汤务氏、汤滂氏、唐古氏、唐兀氏、唐山氏、唐括氏、塘沽氏、荡古氏、宕古氏、螳螂氏、阳古氏、羊古氏、杨郎氏、蒙古氏、蒙山氏、东古氏、东胡氏、龙古氏、隆古氏、终古氏、薄古氏、亳古氏、勃鹘氏、番吾氏、盘瓠氏、天犬氏、天狼氏、天皇氏、大鸿氏、大汤氏、大阳氏、太阳氏、燧人氏、神农氏、良汤氏、莨荡氏、梁父氏等。因盘古氏的称谓不同,其部族所迁徙的地名亦不同,但其称谓和地名的字义却相同,这是字音、字义相近,可以互假的原理;另外一个原因是其部族图腾所决定的。
    盘古氏是众神之王、万姓始祖,因而盘字具有原始姓的多义、多形、多音、多变的条件,因而盘是姓。盘字与“番”字同音,因而古时可以互假通用。《史记集解》引衡证曰:“番音盘,常山有番吾乡。”《世本·居篇》曰:“契居番。”番音盘,所以殷祖汤契又称“盘侯”;而殷王朝创建者盘庚,亦可称“番庚”。周太史老子论开天辟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荡者,逐有天地。”上古时荡字与汤字同音通用。《韵会小补》证曰:“荡、璗通作汤。”因而荡者既是汤者。汉代孔安国记夏太康失国曰:“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返国”。文中之盘字为荡义;由此可知,汉代以前盘字与汤字同义互假,因此盘字的古体字形“盘昜”如汤。所以盘古氏又可读写为:“汤古氏”或“汤谷氏、唐古氏、塘沽氏”。为此,在历史地名中,我们可以查到西藏林周县汤古乡、青海西宁唐古城、甘肃金城唐古城、甘肃张掖汤谷、元代甘宁唐古多省、鄯州湟水县唐谷、四川九龙县汤古乡、山东文登汤谷、河北塘沽等地名;亦可在民族姓氏史中查到渤海族唐古氏、契丹族唐括(古)氏、室韦族唐古氏、女真族唐古氏、党项羌族唐古氏、色目人(西域)唐兀(古)氏、蒙古族唐古氏、满族唐古氏、汤古氏、汤古拉氏等。藏缅语系曰:“千里之王为汤也。”盘古氏是古天子,为辖域千里之王,因而盘古氏在汉代之前应称“汤古氏”;汉代因避古天子名号,所以汤古氏被盘古氏所取代,故而在汉代以前的文字记载中查不到盘古氏,因此史学家否定盘古氏为历史人物也不无道理。
    当我们确定了汤古氏即是盘古氏,这为我们揭开盘古氏之谜也就仅有一步之遥了。汤与盘二字可以互假,那么“古”字又当何讲呢?《祭义·注》:“先古谓先祖。”因而可知,古与祖二字同义互假,因此汤古又作“汤祖”。在藏族中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先祖化为天犬,从天山盗来天谷,教民农耕稼穑。”因此,天国之民又称汤古氏为“神农氏”。为了纪念汤古氏为人类进入农耕时代所作出的贡献,烧荒开垦曰:“汤畴”。天国之民每至收获季节,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称此节为“汤火之节”。而藏族至今仍呼盛粮食的糌耙袋和盛饭之碗为“汤古”,以示不数典忘祖。天国之民每至祭祖之时,则团坐于碾米磨面的磨盘四周祭祀先祖汤古,这一民族习俗一直流传不衰,甚至传播至东瀛日本。因汤古氏最先驯化野狼为家犬,因此世人又称其为“天狼”或“汤狼氏、狼汤氏”,因狼从良,所以狼汤氏即是“良汤氏”。大禹治水所开莨荡渠,就因狼汤氏居此而得名,汉时莨荡渠更名为“狼汤渠”还其本来面目。因天国之民认为是汤狼氏后裔,所以称母亲为“娘”,而娘氏则为藏族中大姓,世袭贵族。因农田是汤古氏教民所开,所以熟地称“良田”或“田昜田”。上古时良字与梁字同音通用。《后汉书·注解》曰:“良山又称梁山。”而魏国迁都于莨荡则改称“大梁”;所以,良汤氏又称“梁汤氏”。据史记载:历代王朝与历代天子更替之时,天子都要登泰山祭拜梁父,这位受历代天子敬奉的梁父就是梁汤氏,因“父”为部落酋长和氏族族长之意,狼汤氏是犬戎族大酋长,所以梁汤氏即梁父。因梁父是开天辟地的众神之王,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所以历代帝王登基都要祭拜梁父。

    据《三五历记》记载所知:盘古氏时代距今已有一万八千岁,但中华民族的文字历史只有五千年,如何证明盘古氏并非虚构的历史人物呢?我们只有从祭拜梁父的天子帝王人数进行考证和对比。《历代小史》收录了自天皇氏统摄天下以来的历代帝王名录依次为:天皇氏、地皇氏、泰皇氏、钜灵氏、句疆氏、谯明氏、涿光氏、钜陈氏、黄神氏、钜神氏、犁灵氏、大騩氏、鬼騩氏、弇兹氏、泰逢氏、冉相氏、盖盈氏、大敦氏、云阳氏、巫常氏、泰壹氏、空桑氏、神农氏、倚帝氏、次民氏、辰放氏、蜀山氏、浑沌氏、东户氏、皇畺氏、启统氏、吉夷氏、几蘧氏、俙韦氏、有巢氏、遂人氏、庸成氏、史皇氏、柏皇氏、中皇氏、大庭氏、栗陆氏、昆连氏、轩辕氏、赫苏氏、葛天氏、尊卢氏、祝融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阴康氏、无怀氏、春皇、炎帝、轩辕、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成汤、周武等,共有63位帝王依顺序而有天下。但据齐国管仲记载:“上古有72位帝王登泰山朝拜梁父。”而鲁国孔子记史曰:“有文字可考,登泰山祭拜梁父的天子多达70余位,无文字可考的有万余家。”从古至今,如有万余位天子到泰山朝拜梁父,其朝代更替年代累记应在数万年之久。孔子删除百家,修订《诗经》,编写《春秋》,足见其治学严谨的态度,因而孔子之言有可信之处。
    汤古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考,那么谁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妣呢?《帝王世纪》记曰:“燧人之世,有巨人迹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氏是汤古氏的别称,因汤古氏发明“阳燧”,用阳燧取日光为火,世人称其为“盗天火”。因汤古氏为人类进入火文明立下盖世之功,所以世人称其为“燧人氏”即“火神”;又曰:“炎帝”即“火人之王”。《后汉荀爽传》证曰:“汤在地为火,在天为日”。洪秀全在《钦定前遗诏圣书·马太传福音书》第3章第11节批注曰:“上帝是炎,太炎亦是火,故而上帝并太阳俱来也。因上帝名‘爷火(耶和华)华’,故禁用火字,反用以煷、伙、夥、炎等字代之。”所以,在太平天国时期,禁用火字,永火湖改称“炎湖”;火轮船称“炎轮船”;五行中的火水木金土被改为“炎水木金土”。伏羲氏是中国神话中传说的“日神”,为燧人氏之子。

    《三坟》证曰:“伏羲氏,燧人子也,因风而生,故为风姓”。因大风为“颺”,所以风姓即“颺姓”,古时颺与阳同音通用,而阳与汤同义互假;所以伏羲氏应为“汤姓”,因而颺字从汤。《拾遗记》曰:“有华胥之洲,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羲。”庖羲即伏羲,因始创炮食以变如腥之味,因而曰:“庖羲”或“庖牺”。《帝王世纪》载曰:“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伏羲氏即是华胥氏之子,又是燧人氏之子;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华胥氏是燧人氏之妻。但是如何证实华胥氏是燧人氏之妻呢?我们已知青虹是华胥氏受孕的主要原因,那么青虹是人名呢?还是一种自然现象呢?如果能证明青虹是人名,这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根据字义分析所得出的结果来看,青虹应是人名,在中文含义中“青”字象征着“天”,所以人们称天为:“青天”;而“虹”字与江字皆从工,汉代时流行文字偏傍拆装组合,所以可证虹即是江,因此青虹又可读成“天江”,即《山海经》中所说的“浑敦氏帝江”也。因而汤古氏汤江即青虹,华胥氏之夫矣。
    华胥氏又称“华羲氏、华曦氏、华析氏”,是昆仑山华国女酋长。华胥氏发明种葫芦瓜,因花与瓜二字同音通用;而华从花,所以其部族初以葫芦花为图腾。故而,种瓜之族称“华族”,或曰:“羲人、析民”;其国则曰:“华国”或“瓜国”;其地则曰:“华洲”或“瓜洲”。因连接花果的枝茎曰“蒂”,所以华国女酋长称“帝王”。上古洪荒之时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实行血族群婚制,因而性关系混乱,民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华族子女因无法辩识父子关系,所以认为母亲吃葫芦瓜可以绵延子孙,自己则是葫芦瓜所生的子女。因而华族自称“种瓜得瓜”,每至中秋月圆之夜,华族认为是女子受孕之期,就将葫芦瓜趁夜从田里采摘回来,在瓜上绘画娃娃送给未孕妇女,女人们立即将娃娃瓜刨食祈求受孕。这类“葫芦祈子”的习俗,至今仍在安徽翕县、湖南衡阳及贵州等地流行,称为“窃瓜祈子”或“送子中秋”,但送瓜的品种又多了番瓜和倭瓜等。有诗为证:“送子中秋记美谈,瓜子芋子总宜男。无辜最惜红绫被,带水拖泥那可堪”。春秋卫侯在北宫做梦,见一个人登上昆仑之觀面北而喊:“把这昆吾之墟登上,有绵延不断的大瓜小瓜生长,我是浑良夫,向上天诉说。”因而可知,周代人认为“瓜绵椒衍”之地是昆吾之墟,既昆仑之墟。因而,昆字是男日女妣的组合,象征着男女苟合之状。伏羲氏、女娲氏兄妹因是华胥氏所生,所以民间传说:“伏羲、女娲葫芦生。”而汤窫窳的字意即“窃瓜”,可见偒人世习此俗,因而曰:“殷契为子姓”,即“瓜子”也。殷契以玄鸟(燕子)为图腾,则将瓜生子衍化成燕卵生子,因卵为崇月部族妊娠的载体,所以演化成为女性的“卵子”。
    汤古氏所建的中央之国与华国相近为邻,因而犬族与华族互为姻亲,则融合成“狐族”,狐字即犬与瓜的组合;因狐与胡同音通用,所以又称“胡人”。汉时,西域有狐胡国,既是最有力的证据。中央之国与华国的统一,组合成“中华之国”,或曰“荡析国”;因而其国族则称“中华民族”。因天国之王称“皇”;华国之王称“帝”,所以中华之国的天子曰“皇帝”。华胥氏与汤古氏结亲,成为汤古氏的王妃,并出掌相权,因而胥与相二字同义互假。《前书音义》证曰:“胥,相也。”伏羲氏汤昊之时,中华之国在幽州发生内讧而一度分裂,史载:“幽州始扰,荡(汤)析(羲、胥)离居。”就是言及此事,而后史家用“荡析离居”形容战乱之苦。
    汤古氏被南海之帝脩(修)和北海之帝忽(胡)所害,葬于雍邑(陕西右扶风郡),史称“鸿冢”,又曰:“汤陵”。汤古氏生前豢养的爱犬成为他的殉葬品,犬王与犬合葬之墓则曰“亳”。因而,以汤古氏为鼻祖的商殷族以亳为都,并建“亳社”;商殷族植桑林于亳社祭祖,以示不数典忘祖。汤字在藏缅语系中译为“千里之王”,在彝语中被译作“青松”,汤古氏是古羌族的始祖,古羌祖属藏缅语系,是青藏高原上的千里之王,为此曰“汤”。夏商周王朝,王都皆不超千里,故而夏商周王朝的天子皆称“汤”。汤字原只为天子之号,天子的后裔则以先祖王号为姓,因此汤姓可称中华民族第一姓,是万姓之源。故而,汤字具有多音、多义、多型、多变的功能。通过上述论证,已确认汤(盘)古氏为中华民族的祖根,那么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之谜亦可迎刃而解。
   第二节  解读中华日月民族的太阳神和月亮神

    据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汤古氏化仙之后,他的身体器官化为日月星辰、四极五岳、江河湖泊及万物生灵。这个传说虽然有神话的成份在内,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中华民族日神和月神的参考资料。《五运历年记》认为:中华民族的日月二神是盘古氏双眼所化,日神是盘古氏的左眼所化;月神是盘古氏的右眼所化,民间流传的“男左女右”习俗,就是由此而来。那么中华民族的日月二神是谁呢?其实日神就是伏羲氏汤昊;月神即是女娲氏汤娥,均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和众神之王。
   (一)解读太阳神秘密
    根据上述已知盘古氏即汤古氏,为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始祖,为我们研究日月民族确立了一个“血缘坐标”。《春秋世谱》证曰:“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汤古氏娶华胥氏生伏羲、女娲兄妹,因华胥氏以葫芦为图腾,所以华族中流传着“伏羲、女娲葫芦生”的传说,并由此理论推出:“一生二,二生万物”的宇宙观。华胥氏所生的同胞兄妹伏羲、女娲,在汤古氏族中被看为是“日月”二神,那么何以证明伏羲就是中华民族所崇拜的太阳神;而女娲即是中华民族所敬奉的月亮神呢?
    在中国古籍中,日神伏羲氏汤昊又称:太阳、太一、太皋、太皇、泰皇、大昊、大阳、阳帝、高阳氏、高唐氏、东王公、阳帝、天龙、炎帝、帝俊、地皇氏、庖羲氏、庖牺氏、宓羲氏、宓牺氏、姜良等。伏羲氏的图腾初为太阳鸟,又称“金乌、乌鸦、火鸦、神鸦、帝王鸟”;伏羲氏东迁后则改为凤鸟图腾。伏羲氏之名是其父母族名的组合,伏字拆开是人与犬,代表父族;而羲字则是母亲华曦氏之名,代表母族;而羲即黎,皆晨光之意,因而伏羲之名内含中华民族的组合之意。由此可见,汉字最早的创意是源自民族的图腾,亦是血缘坐标。而月神女娲氏汤娥在中国古籍中又称:“太阴、大和、汤滂氏、汤庞氏、鸿庞氏、唐侯、傥娥、傥女娲、灵娲、庖娲、神媒、姜娥、常娥、常仪、常羲、蝴蝶妈妈、郦山老母、月老、月和、西王母、女丑、女娃、女皇氏、风后、玄女、娥皇、俄祖、我帝、羲和氏、羲皇、皇娥、皇姬、黄姬、吴姬、吴回、天吴、天枢、天虞、蟾蜍、人皇氏、药王、姮娥、杨回”等。女娲氏的图腾最初为蝴蝶,南迁后改为蟾蜍。女娲氏是华族女王的继承者,因而其名之女字象征着华族,而娲字则为瓜音,即华族的图腾葫芦,其名亦含有民族图腾及血缘坐标。因葫与蝴皆从胡,所以葫与蝴二字同音通用,并可以拆装组合。而蛾变蝴蝶,蝴蝶生蛾,其衍化过程与瓜生子,子生瓜类似。所以当女娲氏将图腾由葫芦改为蝴蝶时,她就改称“傥娥”。《集韵》曰:“白昜即傥”;又曰:“盪人姓曰:傥。”“白昜、盪、汤”三字同音通用,所以傥娥又称“汤娥”。傥是生育之神,因而傥从儿,因月神主黑夜,所以傥的古体字儻从黑;而娥即蛾也。傥女娲是中华民族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女天子,所以其称帝后改以众鸟之王的凤凰鸟为图腾,因雄凤凰曰“凤”,是伏羲氏称帝后的图腾;为此傥女娲则以代表雌凤凰的“凰”为图腾。因鸟生卵、卵生鸟的过程与瓜生子和蛾生蝶的过程相同,所以同以凤凰鸟为图腾的伏羲氏、女娲氏兄妹族中都流传着鸟卵生人祖的传说,其后商殷族、徐夷族、女真族等都承传了卵生文化,认为他们的始祖是玄鸟所生,商殷王族还以此为荣,更为“子”姓。
    盘古氏又称燧人氏,盘古氏被害后,其子伏羲氏代之为太天子,国曰:“高阳国”,又称“高唐国、高汤国、枭阳国、震旦国、大旦国、鞑靼国、赣巨国”。《帝王世纪》曰:“燧人氏没,庖羲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困,故位在东方,主春,向日之明,是称太昊,都陈。”因伏羲始创炮食以变茹腥之食,所以又称“庖羲”。伏羲氏之德向日出的太阳,古诗曰:“昊天日明,及尔出王。”“昊天旦旦,及尔游行。”“荡荡上帝,下民之辟。”足见昊天广大,明亮之极,因而昊字似天人敬日之象。伏羲氏生于甘肃天水成纪,原居住在西方,成纪为今日甘肃天水市秦安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属温暖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水草丰茂,是原始部落最为理想的生居环境。伏羲氏为追寻日出之地而东迁震,因震即辰是东方城邑,故而曰:“陈”。《遁甲开山图》证曰:“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仇夷山四面绝立,太昊之治也。”震是日出之地,所以曰:“旸谷”,又曰:“阳明之谷、汤谷、砀谷、太阳谷(也是帝王谷)”等。《禹贡》曰:“日所出处,名曰:阳明之谷。”《淮南子》曰:“日出汤谷,浴于咸池。”《孔安国》曰:“日出旸谷。”皆可证“阳明之谷、汤谷、旸谷”为同一地名,即是太阳神伏羲氏之都。《博雅》曰:“日,君象也”。《论衡》曰:“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盖当时图像如此。”一日为君曰:“旦”,九日为王子。《史记》曰:唐堯、虞舜皆生九子,实指九日而言;后九日被羿射杀,九日则改称“下民”,是对“旮旯、宕户、荡民、九黎、九苗、九夷”的蔑称。因日出于震,所以古印度称中国为“震旦”,典出于此。
    伏羲氏是一位非常重视科学的帝王,因而在伏羲氏时期有许多重大的科技发明。《易乾躁度》曰:“伏羲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氏以立竿见影来观测日时,古称日影为“天步”,其主掌天时的官曰:“日御”,民称其为“天人”或“大人”。《列子·汤问篇》曰:“龙伯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步而暨五山之所。”一步能迈五山者,实为测日影的天步,而非人所能为之也。伏羲氏根据对日影的研究,首创十日历法,因历法为太阳神伏羲氏所创,故曰:“太阳历”,或曰:“日历、阳历、凤历”。为纪念伏羲氏创立历法之功,阳历的首日定名曰:“元旦”。因伏羲是日神,其后天子皆自比太阳。《尚书大传》云:“王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而史家亦将天子喻为太阳。《慎大览》证曰:“未(妹)嬉言: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伏羲氏驾崩后,葬于山阳高平(山东金乡县),其墓曰:“太昊陵”,每至二月二日龙抬头之日,中华民族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民族领袖。而他的十个儿子,均以太阳鸟为图腾,史称“十日族”。《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帝俊者,即伏羲氏也。《山海经》云:“宛来之风曰俊。”宛为地名,指伏羲氏之都陈州也;风则为伏羲氏之姓。《三坟》曰:“伏羲氏,燧人子也,因风而生,故为风姓。”因伏羲氏为汤古氏之子,所以在风姓中要保留族徽,为此风的古体字为“颺”。因十日为伏羲氏之子,十日必是汤谷的主人。《海外东经》证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十日拆装组合为“早”,早临水而居曰:“氵早(汤)”,所以十日族以汤为姓。
    在民族分衍的过程中,湯姓又分衍出湯务氏、湯湯氏、湯古氏、湯杜氏、湯括氏、湯兀氏、湯滂氏、湯孙氏、湯山氏、湯城氏、湯人氏、湯川氏、湯口氏、湯上氏、湯下氏、湯水氏、湯木氏、湯元氏、湯目氏、湯本氏、湯田氏、湯生氏、湯江氏、湯地氏、湯次氏、湯里氏、湯邑氏、湯谷氏、湯汲氏、湯村氏、湯尾氏、湯阪氏、湯舟氏、湯佑氏、湯坐氏、湯河氏、湯面氏、湯烟氏、湯前氏、湯室氏、湯浦氏、湯浅氏、湯岛氏、湯峰氏、湯原氏、湯野氏、湯部氏、湯颠氏、湯赖氏、湯黎氏、湯图氏、湯尺氏、湯真氏、湯盘氏、湯乡氏、湯船氏、湯殿氏、湯编氏、湯桥氏、湯藤氏、湯荡氏、湯氏、偒氏、啺氏、踼氏、逿氏、婸氏、盪氏、碭氏、愓氏、暘氏、揚揚氏、揚粤氏、楊氏、楊郎氏、楊干氏、楊食氏、楊孙氏、楊舌氏、昜氏、崵氏、敭氏、赐氏、惕氏、裼氏、傷氏、煬氏、煬庸氏、煬龙氏、颺氏、陽氏、陽丘氏、陽翁氏、陽成氏、陽城氏、陽樊氏、陽门氏、蔼氏、遏氏、锡氏、锡我氏、锡畴氏、暧氏、霭氏、暧氏、百氏、百里氏、白氏、泊氏、貊氏、陌氏、伯氏、伯比氏、伯常氏、伯夏氏、伯有氏、伯州氏、伯宗氏、伯封氏、伯丰氏、伯高氏、伯昏氏、柏氏、柏常氏、柏高氏、柏侯氏、怕氏、帕氏、拍氏、迫氏、帛氏、锦氏、暴氏、瀑氏、馥氏、晁氏、朝氏、草氏、曹氏、曹丘氏、曹牟氏、漕氏、槽氏、遭氏、糟氏、曾氏、增氏、甑氏、缯氏、章氏、章仇氏、章商氏、彰氏、鄣氏、昭氏、昭明氏、昭涉氏、照氏、查氏、楂氏、渣氏、覃氏、潭氏、谭氏、镡氏、檀氏、澹氏、昙氏、昌氏、唱氏、倡氏、昶氏、晨氏、储氏、楮氏、春氏、卓氏、绰氏、桌氏、悼氏、缴氏、最氏、昨和氏晷氏、炅氏、昱氏、日氏、日连氏、日律氏、日中氏、日西氏、坦氏、笪氏、旦氏、妲氏、但氏、担氏、胆氏、恒氏、亘氏、桓氏、桓侯氏、洹氏、得氏、是氏、是贲氏、是兰氏、是连氏、是娄氏、是云氏、堤氏、提氏、题氏、时氏、莳氏、匙氏、替氏、踏氏、蹋氏、榻氏、沓氏、沓卢氏、奢氏、坤氏、申氏、审氏、神氏、晟氏、昇氏、者氏、赭氏、猪氏、堵氏、堵敖氏、堵师氏、都氏、都尉氏、都新氏、诸氏、诸儿氏、诸葛氏、诸稽氏、诸将氏、诸梁氏、诸御氏、屠氏、屠岸氏、屠门氏、屠三氏、屠羊氏、旱氏、乾氏、韩氏、韩褐氏、韩侯氏、韩籍氏、韩厥氏、韩信氏、韩言氏、韩余氏、斡氏、斡勒氏、戟氏、鼎氏、激氏、籍氏、稽氏、暨氏、偈氏、揭氏、揭阳氏、竭氏、竭水氏、借氏、皆氏、藉氏、羯氏、赣氏、赣娄氏、喝氏、褐氏、褐余氏、噶氏、旰氏、擀氏、葛氏、葛伯氏、葛罗禄氏、葛萨氏、葛沙氏、旮氏、皋氏、皋落氏、杲氏、昊氏、嗥氏、皇氏、皇甫氏、皇父氏、皇里氏、皇子氏、煌氏、晃氏、昏氏、阍氏、晋氏、缙氏、缙云氏、竟氏、镜氏、境氏、景氏、晶氏、渴氏、渴渴侯氏、渴浊氏、楷氏、醋氏、错氏、措氏、厝氏、旧氏、旷氏、单氏、单父氏、暌氏、夔氏、昆氏、昆连氏、昆吾氏、混氏、琨氏、量氏、晾氏、僚氏、寮氏、遼氏、猎氏、鲁氏、鲁阳氏、冒氏、貌氏、昴氏、棉氏、绵氏、冕氏、邈氏、缗氏、鳘氏、冥氏、暝氏、瞑氏、盟氏、莫氏、莫侯氏、莫葫芦氏、莫卢氏、莫那楼氏、莫耐氏、莫嚣氏、莫兴氏、莫折氏、莫者氏、莫舆氏、莫耶氏、莫允氏、莫弗氏、莫贺弗氏、莫且娄氏、莫多娄氏、莫贺咄氏、莫侯卢氏、模氏、嫫氏、谟氏、摸氏、幕氏、墓氏、穆氏、暮氏、募氏、慕氏、慕护氏、慕利氏、慕容氏、慕舆氏、皖氏、盘氏、普氏、普六茹氏、普陋茹氏、普毛氏、普屯氏、曝氏、氆氇氏、潜氏、潜龙氏、覃氏、旺氏、温氏、温伯氏、温迪罕氏、温敦氏、温孤氏、温稽氏、温盆氏、温贫氏、愠氏、蕴氏、昔氏、惜氏、昔阳氏、鹊氏、腊氏、晰氏、皙氏、曦氏、暇氏、显氏、暹氏、香氏、偕氏、歇氏、昕氏、音氏、星氏、醒氏、旭氏、绪氏、宣氏、暄氏、喧于氏、萱氏、旬氏、绚氏、郇氏、恂氏、荀氏、蕈氏、偃氏、偃师氏、晏氏、郾氏、堰氏、曜氏、杳氏、易氏、意氏、意如氏、原氏、原伯氏、原仲氏、愿氏、晕氏、韵氏、暂氏、簪氏、昝氏、褶氏、指氏、智氏、昼氏、着氏、着丘氏等等。

    由汤姓分衍出来的氏族,虽然字音、字形、字义、字傍不同,但古体字中皆有日傍或日形,乃至一姓万氏,血缘坐标永世不变。而十日部族后裔创建的日升国、日逐国、日平旦国、日本国、日南国、汤加国、朝鲜国、韩雁国、韩国、夸父国、九黎国、颛顼国、貊国、陶唐国、赣巨国、大夏国、祝融国、南蛮国、契丹国、鞑靼国、赤狄国、枭阳国、九苗国、乃蛮国、昆吾国、匈奴国、少昊国、章国、谭国、草国、亳国、畢国、米国、芈国、熊国等皆为崇日之国,崇日族呼“太阳为父”;呼“月亮为母”。锡伯族承传了崇日文化,称太阳为“父亲”,称月亮为“母亲”。
   (二)解读月亮神秘密

    伏羲氏汤昊崩,傥女娲汤娥继立为帝。《路史》证曰:“伏羲没,娣胞娲立。”傥女娲又称“汤娥”。《集韵》证曰:“婸即傥。”又曰:“荡人姓傥。”傥女娲之国称“齐国”,又曰:“中山国、常山国,羲和国、大和国、月和国、女和国,女娲国、女丑国、西王母国,土伯国、杜伯国,虞国、吴国、高骊国”。傥女娲初立都于西汤谷,又称“未邑、昧谷、妹都、幽冥之谷、卯谷、柳谷、昆玉之山、张掖、虞州、瓜州、郦山”。其国东移后,都名曰:“历州、郁州、丹穴之山、我山、鹅山”。因中国以女为王始于傥女娲,史称其为“女皇”,又曰:“娥皇、皇母、羲皇”。《帝王世纪》证曰:“女娲氏……一号女希(羲),是女皇。女帝始于娲,故曰登立为帝。”傥与汤同音通用。因汤为崇日族姓,故而傥为崇月族姓,虽然两姓字形不同,但因傥姓出自于汤姓,故而发音相同,只是为别男女而矣。因古体儻字从黑,属阴,所以阴阳五行认为:日为阳,月为阴;日为男,阴为女;日为天,阴为地;日为火,阴为寒;日为白,阴为夜;日为夏,阴为殷。根据这个原理而知,汤为日主白天,傥为月主夜晚,所以女娲又曰“太阴”。《说文》曰:“月,阙也,太阴之精”。《史记天官书注》亦曰:“月者阴精之宗。”傥女娲是生育女神,所以傥从儿。傥女娲一胞生了十个崇日部族;一胞生了十二个崇月部族。《山海经·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大荒南经》又曰:“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仪,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羲和、常仪皆帝俊之妻,实是傥女娲的不同称谓。

    华胥氏时,华族民俗是“窃瓜祈子”,而自傥女娲始则改为沐浴妊娠,因而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汤河”,又称“党河、子母河、甘渊、瑶池、禺渊、黑河、沫水、恒河”。崇月部族的女人们,认为在党河中沐浴可以受孕,因而每至春暖花开季节,月族的女人们就到党河沐浴,此俗一直在青藏、新疆、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流行,并形成“沐浴节”。上古时男女性关系紊乱,因而子女无法辨识父子关系,所以都以为是党河所生,为此世人皆认为是傥女娲造人。据《风俗通义》记载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但科学证明土不能变人,那么为什么要说傥女娲抟黄土作人呢?其实传说中的女娲抟黄土作人,是指女娲抟黄土作泥人,即“泥塑”,因而傥女娲是泥(雕)塑的发明者。傥女娲晚年居历山(山西夏县),因而又称“历(骊)山老母”。傥女娲崩,葬于风陵渡(山西运城)。傥女娲将泥塑的兵马俑随葬于地下,今从陕西出土的兵马俑就是女娲族的杰作,与秦始皇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秦始皇传》中找不到任何有关兵马俑的记载。傥女娲以土得天下,故而号“黄帝”。《公羊传》曰:“月者土地之精。”所以沐浴繁衍人类又被改为抟黄土作人,故而傥女娲又称“人皇”。
    伏羲氏时傥女娲为其臣妃,因此傥女娲以“姬”为名,史曰:“皇姬”,其后裔黄帝部族、周人则以姬为姓。伏羲氏晚年,其太子共工氏汤明与其叔祝融氏汤黎争帝位,伏羲老而势衰不能治,傥女娲临危受命,率十二月部平定十日部争位之乱,在朝中树立了威信。《路史·后记》证曰:“太昊氏衰,共工氏作乱,振涛洪水,以祸天下。”《三皇本纪》云:“当其(太昊)未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淫水以济冀州,于是地并天成,不改旧物。”《逸周书·史记解》曰:“昔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傥女娲)氏伐之,共工以亡。”《尚书大传续补遗》曰:“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妇娲杀黑龙(共工)以祭冀州。”《尹子·盘古篇》云:“共工触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女娲补天射十日。”《顺鼓》曰:“本有补苍天立四极之神,天气不和,阳道不胜,傥女娲以精神助圣王止雨甚乎。”傥女娲平定儿子共工氏之乱,将其用兵之法著书立说曰:《凤后兵法十三篇》传于世。女娲是玉石文化的发明者,其部族称玉石为“五色石”,女娲以玉石祭祀天地四方,故而称“女娲祭天”。“共工触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是指共工氏破坏了“兄终弟及”的祖制,是礼仪纲常混乱,诸侯不祭天第而言。为此,“女娲补天射十日。”应指“女娲祭天”恢复祖制;而后射杀十日,即共工氏。
    伏羲氏没,傥女娲继伏羲氏而立,因而其号“吴”,史称其为“吴姬”。《山海经·大荒西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姬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山,名曰嘘。……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文中记载的“天吴、天枢、吴姬、天虞、常羲、吴回”皆是女娲氏族别号。吴是口和天的组合,口象征者嘴,而形如月,如天之口为“吴”,即月亮神。但圆月被称为小太阳,又曰“少阳”,因少阳继太阳之后而出,是旦日之次,所以曰“亘日”,或曰“昌、晋”,即次日、亚日之意。为此,崇月部族男性称帝,也有拜日之俗。如轩辕氏族、商殷族、白狄族、周族、阴戎族、党项羌族、蒙古族、满族、藏族等虽属崇月之族,但均有拜日之俗,所以其族呼“太阳为母”;呼“月亮为父”。如满族人认为他们是柳叶繁衍的后代,称柳叶为“阿布卡赫都神”。柳从卯也,昧谷也,女王居之。所以满族人称父亲为“阿玛(妈)”,即月亮;称母亲为“阿爸”,即太阳,这是因为崇月部族的男性帝王为亚日之故。蒙古人称月亮为“大皇帝”,认为太阳是月亮的母亲,所以称父为“月亮”;称母为“太阳”,因蒙古人崇尚月亮,所以视月亮盈亏为进止。鄂温克族也崇尚月亮,鄂温克族萨满教祷词《祈求好运》曰:“我们向太阳母亲,月亮父亲祈祷。”藏族称太阳为“尼玛(妈)”,因而也属于崇月部族。河北邯郸,古称“甘丹(单)”,古典曰:“黄帝祀甘泉”即指此地而言。因邯郸是崇月部族的聚居地,是女娲补天之处,所以当地保留下来很多崇月文化。邯郸有一座“黄梁梦吕仙祠”,始建于宋代,院中吕祖殿两侧有东王母殿和西王公殿,这足以说明:黄帝族在女王主政时期称“西王母”;而在男王主政时期则称“西王公”,西王公虽然也是太阳,但是“亚日”。
    傥女娲称帝后,为树立崇月文化,其改十日历法为十二月历法,称“月历”,或曰“阴历、凰历”。傥女娲为和睦日月两族,创立了以德、义、礼、仁、信为宗旨的“五采文化”。《山海经·南山经》记曰:“丹穴之上,其上多金,而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载歌载舞,见则天下宁。”《山海经·海内经》亦曰:“凤凰自舞,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礼,膺问曰:仁,腹文曰:义,见则天下和。”五采文化后被儒家承传,并得以发扬光大,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典。傥女娲晚年势衰,十日部族乘势复辟,灸杀月母傥女娲。《山海经·海外西经》曰:“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灸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亦说傥女娲是填海而死。《山海经·北山经》曰:“炎帝之少女名女娲,女娲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湮于海。”后人称此是“精卫精神”,并称月亮为“月精”。《史纪天官书注》曰:“月者阴精之宗。”

    据古籍记载:傥女娲确与十日部发生了大战,因战败而被迫下海逃亡去了日本,所以日本古籍《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都记述了日本开国女神是来自“高天原的天照大神”。因傥女娲浮海未归,时人受地理知识所限,故而认为傥女娲被海水溺死,所以才以精卫鸟来比喻皇母,以寄托后人对月母的哀思。《山海经注》曰:“女娲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七十变,其肠化为此神。”因而月族认为黄帝有七十二变,可死而复生,因而其部流传说:“女丑之尸死而复生。”即藏传佛教所说的“活佛转世”。月族不肯相信皇母会死,但又迟迟不见傥女娲回来,因而就编造出傥女娲乘龙飞升的故事,说傥女娲回到月亮上的广寒宫去了,这就是流传至今而不衰的“嫦娥奔月”的故事。而黄帝飞天,龙须为号,即指此而言。
    因傥与阴二字同义,所以十二月部族在民族分衍过程中,傥姓又分衍为背氏、惰氏、堕氏、肥氏、淝氏、服氏、腹氏、股氏、骨氏、骨饼氏、骨咄禄氏、骨利氏、鹘氏、鹘奚氏、鹘也氏、鹘屈氏、鹘提悉补野氏、滑氏、滑伯氏、猾氏、胡氏、胡咄葛氏、胡非氏、胡古口引氏、胡禄尾氏、胡母氏、胡沙氏、胡夜氏、湖氏、瑚氏、肌氏、脊氏、胶氏、静氏、精氏、精娄氏、靖氏、娟狮、涓氏、朗氏、能氏、胚氏、朋氏、鹏氏、膨氏、崩氏、期氏、期思氏、脐氏、前氏、青氏、青萍氏、青鸟氏、青史氏、青唐氏、青牛氏、倩氏、情氏、清氏、膳氏、肖氏、宵氏、销氏、蛸氏、霄氏、稍氏、稍氏、消氏、削氏、胜氏、胜奔氏、朔氏、随氏、随巢氏、隋氏、腾氏、藤氏、藤喷狮、藤叔氏、豚氏、脱氏、脱脱氏、望氏、胃氏、谓氏、渭氏、洧狮、胥氏、胥门氏、恤弥氏、恤余氏、阴氏、阴戎氏、膜氏、肿氏、胤氏、荫氏、宥氏、侑氏、俞氏、俞豆氏、郁氏、渝氏、渝汾氏、喻氏、愉氏、榆氏、谕氏、愈氏、愈豆氏、鹃氏、绢氏、月氏、月氐氏、月侯氏、月巫氏、月裳氏、月和氏、月支氏、月霜氏、蒯氏、肠氏、脏氏、胄氏、胙氏、刖氏、胞氏、胎氏、胯氏、朗氏、腺朝氏、趙氏等。

    由傥姓所分衍出来的氏族,虽然字音、字义、字形不同,但是月氏族均在氏号中保留了月傍和月形以示不数典忘祖,使血缘坐标保持其纯洁性。而十二月部族后裔所建立的女丑国、女和国、女真国、女戚国、女房国、女尸国、女鸠国、女祭国、女虔国、女英国、女蔑国、女魃国、女其国、女娲国、商殷国、阴戎国、骊戎国、大周国、月支国、月霜国、西夏国、蒙古国、大金国、乌孙国、大清国、百越国、渤海国等皆为崇月之国,其国民呼“月亮为父”;呼“太阳为母”。因西北月族、突厥族和东北的满族、鄂伦春族、渤海族、蒙古族、赫哲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皆讲通古斯语,所以西方人称讲通古斯语的东方民族为“傥俄斯”,傥俄斯与月母傥娥同音同义也。
   (三)解读日月民族秘密

    自傥女娲之后,荡析离居,日月两族为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日族胜利了,则其王世袭“炎帝”之号;月族胜利了,则其王世袭“黄帝”之号。历史上称炎帝者有十余位。《帝王世纪》记曰:“神农氏在位120年崩,纳奔水氏女曰:听谈,生帝临魁,次帝乘、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路史·炎帝纪下》记曰:“神农氏生帝柱,柱生帝庆甲,庆甲生帝临,帝临生帝乘,帝乘生帝魁,帝魁生帝明,帝明生帝直,帝直生帝厘,帝厘生居,是为帝来。”另有祝融氏、帝挚、帝蚩尤、朱襄氏等在古籍中皆称他们为“炎帝”。《吕揽·慎势》总结曰:“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炎帝榆罔末期,其卿相蚩尤起而争王位,炎帝榆罔战败退至河北涿郡,月族之王轩辕氏乘炎帝榆罔与蚩尤内
讧之时率百越(月)、女魃、应龙(女英)、玄女等月族诸部起兵革炎,轩辕氏将炎帝榆罔和炎帝蚩尤各个击破,重新夺回月族的统治权,并袭黄帝之号。《礼记·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曰:“黄帝传十世,一千五百二十岁。”因而可知黄帝并非一代帝王名号,而是世号。
    伏羲、女娲时代,日月两族和睦相处,载歌载舞,彬彬有礼,故有“礼仪之邦”之谓,并一度形成强大的“中华日月民族”。由于民族融合的原故,日月民族的姓氏符号亦出现了组合形的符号。如朝氏、腊氏、明氏、萌氏、盟氏、脂氏、膻氏等单姓氏;以及青阳、胜屠等复姓氏。然自傥女娲与共工氏母子相残,日月民族由此而分裂。史曰:“幽州始扰,荡(汤)析(羲)离居。”直至轩辕黄帝时,日月民族才重新统一,轩辕黄帝为团结日族各部,降封炎帝榆罔为缙云氏;又为战死的蚩尤建墓树碑,以此赢得日族民心。轩辕黄帝顺天地之纪,迎日推策。命羲和部占日;常仪部占月,将十日改为“十天干”;十二月改为“十二地支”。命大桡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作“六十甲子”,使天地、日月由此融合。因炎黄二帝之号胜于日月族号,故而史家记史,则以炎黄帝号记之。久而久之,一个新的“炎黄民族”称号,取代了“日月民族”之徽号。由于汉字的不断改革和简化、进化,日月民族的姓氏符号渐渐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因而使中华上古史出现了断代和缺环。
    中华日月民族在世界人类发展史、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是不容忽视的。通过对中华日月民族的阐述,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世界人类的发展史和文明史均是源于这一历史轨迹。通过对中国神话传说的解析和研究,将使人类的思维观点进入到几万年前的远古时代。由此可知,中华日月民族是世界民族的源头,而绝非仅有的“五千年文明史”。
   第三节  解析中外日月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

   日月文化是世界文化中最具共性的文化,因为在世界各国古老的民族中都流传着一个共同的“日月创世纪”的传说。虽然她们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但日月文化内涵却如出一辙,而且文化诞生的时代也基本相同。因而,可以断定在日月文化复述流传时期,各民族间曾有着共同的血缘坐标,如果能以日月文化揭开各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那将为世界民族的起源找到打开历史迷宫的钥匙。
   (一)中国和埃及的日月文化对比
    据考证,在古埃及民族的神话传说中,也有一个类似中华日月民族起源的故事。古埃及神话中的始祖是“海神努”,又称“海神浑沌”。埃及人认为:宇宙洪荒之时天和海是相连的,是海神浑沌将天海分开,并创立了日月星辰及万物生灵。不同的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浑沌氏,分开的是天和地,而不是天和海。原因在于中华民族起源于内陆天山之故;而埃及民族起源于地中海沿岸的缘故。由于中、埃两国地域观念不同,才产生了日月创世纪中的“天地”和“天海”之分;而相同之处,则是他们都有一个开天和始创日月星辰及万物生灵的共同经历。
    埃及传说曰:海神努,生了月亮神阿赫和太阳神拉兄弟,阿赫为了承继王位,将弟弟拉杀死,取代父王努,当上了众神之王。这段传说故事与中国的月亮神傥女娲杀死长子太阳神汤明,而后取代兄长伏羲氏为众神之王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处。故事又说:太阳神拉死后,他的妻子拉迪迪特将拉的尸骨存于一个大葫芦中,每日按时给葫芦灌水和喂牛肉,三个月后葫芦熟裂,太阳神拉复活了。拉夺取了王位,自为司昼之太阳神;而将哥哥阿赫发配去司夜,而为月亮神。埃及太阳神拉由葫芦再生的故事,形同中国的太阳神神农氏、颛顼有不死药可死而复生。而中华民族太阳神伏羲氏和月亮神女娲由葫芦生的故事与太阳神拉在葫芦中复生的故事基本类似。这说明使太阳神拉复活的太阳神之妻拉迪迪特有华族血统,是她将华族葫芦生子的习俗传给埃及太阳家族。因此,拉迪迪特依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将其和太阳神拉所生的儿子风神舒和女儿雨神特夫内特兄妹、儿子地神盖布与女儿天神努特兄妹结为夫妻,又与中国的伏羲、女娲兄妹结为夫妻的传说相同。
    然而在埃及神话传说中,月亮神阿赫是男性,而天神亦本末倒置变成了女性,地神却违反日月民族的阴阳之说变成了男性。其实这并不矛盾,原因是埃及的月亮神先登王位,所以古埃及人以月亮为父之故,这与中华日月民族中的月族男性称黄帝后,月族人亦呼月亮为“亚父”的习俗是有相同的。而在中华民族中亦有月兄日弟的传说。《史记》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国语·晋语》亦云:“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贾子·益壤》证曰:“炎帝者,黄帝之同母弟。”由此可见,在中华民族的日月传说中,确有月兄黄帝与日弟炎帝的事实存在。因而可以确定,中、埃两大民族有着共同的日月民族文化特征。根据埃及以月神为男性的故事传说来分析,可以肯定埃及的日月民族文化的形成应晚于中国,由于西方史学家一直将传说时代看成历史进行研究;而中国史学家却不肯承认传说时代是历史,因而中国的编年史晚于埃及。
   (二)中国和印度的日月文化对比

    印度因与中国有地缘关系,所以古印度的神化传说与中国的神化传说更为接近。印度的开天辟地之神是“梵天”,据说梵天是由金蛋所生,这与中华民族的始祖盘古氏由鸿雁卵所化的传说是相同的。传说梵天由他的肚脐中生了8个儿子,肚脐是人之中央,这与中国盘古氏以“中央”为国名;女娲氏以“齐”为国名的原理是相通的。梵天的第八子达刹与其三妹毗里妮兄妹结成夫妻,婚后生了50个女儿;这个传说与中国的盘古氏的儿女伏羲、女娲兄妹婚配后抟土造人,生育无数的故事相类似。达刹和毗里妮的众女儿中,其中有27个女儿嫁给了月亮神苏摩,由此可知月亮神苏摩不属于梵天家族,其在印度是被当成男性来尊奉的。而中国的盘古氏与华胥氏亦各有族属,中国的黄帝轩辕氏也是被当作男性来供奉的,这说明印度在月亮神苏摩时代、中国在黄帝轩辕氏时代,母系社会已经完成了向父系社会的转变过程。根据上述神话传说的对比,中印两个古老的民族有着共同的创世纪之说。
    在印度诸神中,太阳神比月亮神小一辈份,印度的太阳神苏里耶是达刹与毗里妮的外孙子,是这对兄妹夫妇另一个女儿阿底提所生的儿子。因而,在印度太阳神苏里耶是月亮神苏摩的内甥。这与中国的殷周甥舅关系相类似,商殷族原是崇月民族,因而祭祀黄帝姬喾,奉帝喾为月父,称帝喾为“我帝”。《商颂·殷武》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因商与常二字同义互假,故而可知商族属于月族常娥后裔。夏后氏少康时,戎族有易氏为夏后氏日御,主掌历法,因而观象台称“易台”。有易氏绵臣因贪图商王亥财物而杀商王亥,夺其财物,奴其族。商王亥之子上(商)甲微为父报仇,起兵渡过黄河击败有易氏,占据了戎族的土地,夺取了日御之职,并更易台为灵台,改崇月文化为崇日文化。《皇甫谧》证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后盘庚改商为“殷”;商武丁以妹邑为都,更名为“朝歌”,都内含有恢复月族徽号之意。因此,殷王朝恢复了崇月习俗,仍呼“月亮为父”;呼“太阳为母”。而周族为姬姓本属月族,夏后氏政衰,周族不窟率其族西奔戎狄,更习戎狄的崇日习俗而赖以生存。古公时,周族受犬戎族的围攻被迫迁徙到周原,并与当地的崇日部族有邰氏联姻成为崇日各部族的首领,故曰:“亶父”。月亮神殷帝乙为拢络太阳神姬昌,将胞妹下嫁给姬昌,因而月族是舅,日族是甥。为此太阳神周武王姬发灭殷纣王后,在安抚殷民时自称与殷纣王是“甥舅关系”。虽然,甥舅关系与内甥关系有所区别,但中国上古的殷周关系中的月为舅,日为甥与印度的月亮神和太阳神的辈份是相同的。
    印度月亮神苏摩生东方之主大乌和番瓜王子,我们假设大乌是太阳鸟,象征着中国的伏羲图腾;而番瓜象征着华族的葫芦图腾;那么印度月亮神苏摩与中国的华胥氏之间应有血缘关系,这在印度的古名中已有说明。印度古称“婆罗多”,汉译为“月亮”;而被印度民族视为母亲河的“恒河”,传说是由喜马拉雅山上的女神把天水降临到印度,因此印度民族亦有了沐浴恒河的习俗。而中华民族的沐浴习俗是傥女娲所创立,傥女娲又称“姮娥”,所以党河又称“恒河”。西汉时期,因避汉文帝刘恒名讳,改恒山为“常山”,可证常与恒二字同义互假,姮娥即常娥矣。
    秦汉之时,生活在祁连山下的大月氏族受匈奴所迫,西迁至今阿富汗地区建立了月霜王国,其国境一度拓至北印度和伊朗境内,形成一个强大的月霜王朝,并将中国的崇月文化传播到天山西南各民族。《后汉书》证曰:“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数千里,俗与月氏同。”文中所指的天竺和身毒皆是大汉国对古印度的称渭;西汉时中国称印度曰:“身毒”;东汉时改称印度为“天竺”。而“印度”一名源自唐朝陈玄装的汉译本,意为“轮回不息,如月照临。”证实印度是崇月文化的民族。而由印度迁移四方的吉普赛人自称是月亮的后裔,索性自呼其为“月亮的孩子”。由此可以看出印度的月文化是受中国月文化的影响,而中国的日文化与印度日文化更难分伯仲。
   (三)中国和罗马的日月文化对比
    罗马的开天辟地之神是“天神乌拉诺斯”,传说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在奥林匹斯山上结为夫妻生12大神主宰宇宙,12这个数字与中华日月民族中的月族地支数相同。《山海经·大荒南经》记曰:“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仪,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通过这个对比,可以看到罗马文化与中华日月文化相近,或许与中国的大月氏西迁后将中华月文化传播到西方有关。两汉时期,中国称罗马为“大秦”。《后汉书·西域传》记曰:“大秦国,一名黎腱,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因而可知,汉时西王母之国,已由甘肃张掖弱水的天山(昆仑之墟),经新疆天山,西迁至罗马以西地区;并将甘肃天山下的弱水、流沙地名移植到西方。以此推论,罗马民族与中华月族文化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天神乌拉诺斯有个儿子叫“宙斯”,传说宙斯可以化为白天鹅;而鹅是中华月神傥女娲的图腾,因此傥女娲又称“嫦娥”,而鹅与娥二字同音通用。天神乌拉诺斯不喜欢宙斯,想把儿子宙斯杀死,但母亲地神该亚很痛爱儿子宙斯,为了阻止他们父子相残,该亚将儿子宙斯藏于山洞之中,并让母山羊阿玛尔忒亚哺养宙斯。宙斯长大后篡夺了父亲乌拉诺斯的王位成为众神之王。宙斯感激母山羊的养育之恩,尊奉阿玛尔忒亚为“乳母”。“羊”是中华日月民族的宠物,在汉文中“羊、扬、杨、阳”四字同音通。山西洪洞杨邑,史又称“羊邑、扬邑、阳邑”;而“羊、汤、羌、姜”四字在汉文中同义互假,汉时太山汤氏名族,史又称“太山羊氏”;而羌与姜二字皆从羊字。因此,中华日月民族又称“古羌族”,而日族炎帝则以“姜”为姓;苗族则称伏羲氏为“姜央”;称伏羲氏为“姜良”;称傥女娲为“姜娥”,由此看来中、罗两族均有宠羊的习俗。
    宙斯与胞妹朱诺结为夫妇,卵生了两个头上长星的儿子。宙斯和朱诺的兄妹婚姻,与中国的伏羲、女娲兄妹的婚姻故事情节极为相似;而卵生文化与中国的商族、徐夷族、满族的卵生文化如出一辙。头上长星是指幼儿头上戴的妆饰物,这一习俗在中国的月族中十分流行。《华阳国志》记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为子昌意娶蜀山氏,后子孙因封焉。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母曰昌濮,亦谓之女枢。”《河图》曰:“瑶光如鲵惯月,正白感女枢于幽房之宫,生颛顼,首戴干戈,有德文也。”这位黄帝的孙子颛顼,虽然入赘于高阳氏家族承袭了伏羲氏之号,但因是黄帝的孙子,所以其父曰“昌”,昌为二日,既次日、亚日也,是月父之意。因此,颛顼属月氏族人;颛顼首戴干戈与宙斯的儿子首戴星辰习俗相同,只是饰物有别而已。
    宙斯又娶了一位叫勒托的妃子,生了一对双胞胎,姐姐是月亮神狄安娜;弟弟是太阳神阿波罗;他俩还有一位弟弟,是火神伍尔坎。这一姐弟的组合,与中国的太阳神伏羲、月亮神女娲孪生兄妹和弟弟火神祝融氏的组合较为接近,区别在于罗马的月亮神是姐姐,太阳神是弟弟,而且这对孪生姐弟没有成为夫妻。这是因为罗马民族的日月文化起源晚于中国,同时又受到印度和埃及日月文化的影响,即中国的日月二神是孪生兄妹;印度的日月二神不是夫妻;埃及日月二神是月长弟少的关系。所以,罗马日月文化浓缩了中、印、埃三种日月文化的内涵,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日月文化。
   (四)中国和日本的日月文化对比

    日本古称 “韦原中国”,而中国古籍中则称其为“倭国”。《海内北经》记曰:“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以女为王,其俗露紒衣服,无鍼功,以丹朱涂面。”据《日本书记》和《日本王室》记载:日本的始祖是一位来自高天原的女神,被称为“国常立尊”,生伊邪那歧命和伊邪那美命兄妹,这对兄妹结为夫妻,创立了日本国。高天原是天国的象征,在中国又称“天台高山”。《山海经·大荒南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高山,海水出焉,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月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因知日本高天原女神,即是中国的月亮神羲和氏,羲和氏又称“女丑”、“女娃”,被少昊十日部所败,渡海去了日本。《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曰:“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山海经·北山经》记载曰:“炎帝之少女名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鸟虽小,但立誓填海报仇,世人称“精卫精神”。其实这个传说,实是月族怀念羲和氏,但因对海外地理了解甚微,所以认为羲和氏亡海溺而不返。羲和氏又名“常娥”,所以日本的国常立尊有可能是羲和氏的别号。
    从日本神话中可以看出,日本最初是崇月之国,日本史曰:伊邪那歧命与伊邪那美命兄妹生了天照大神和月神姐妹,令她俩主管高天原。中国的古天子汤(唐)堯为伊祁氏,生娥皇、女英,这对月神姐妹成为舜之妻,负责管理巫山,所以被称为“巫山神女”。巫山是高不可攀的神山,只有十巫和互人才能上下,传达天帝带给人间的指令。《山海经·大荒西经》曰:“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炎帝之孙灵契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互国即巫国,互字为巫字的变形字。《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沣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因此,最早巫与医并称为“巫医”。而女子为国主,分大小王,是中国崇月文化的习俗,秦汉时期生活在祁连山下的大月氏、小月氏;隋代西藏地区的东女国和西女国,均保留着大小女王共主国政的原始习俗。《隋史》、《唐书》均曰:“康国(东女国)东西有九日程,南北有二十日程,有城八十余座,户四万,胜兵万余人,王居九层楼阁,国人居六层楼阁,不得越制,女王曰:宾就,分大小王,大臣曰:高霸黎”。直到742年东女国推翻了女王汤滂氏曳夫,废除了女王制,中国最后一个母系王国才宣告终结。在中国汉桓帝与汉灵帝时代,日本邪马台女王国兴起,其国以大率、大倭、大夫为官名,大从天字,因而大人即天人,天照大神主掌天国,因此日本古称“大人之洲”。《山海经·大荒东经》记曰:“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山海经·海内北经》亦曰:“大人之市在海中。”根据今时地理分析,中国的东海之外是日本和琉球,史曰:“琉球中山王入倭。”中山国是傥女娲的国名;而日本古称“倭国”,因此可证大倭即大人之洲。
    综上所述,日本的原始古族是从中国山东郁州(文登)下海的日月族,从中国古籍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崇日部族早在唐尧早期就以东渡日本。帝汤挚时代,十日主“日御”之职,唐(汤)堯夺其兄帝汤挚之位,十日君不肯臣服,因而发动叛乱。《淮南子·本经训》记曰:“堯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英、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堯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英于凶水之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斩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皆有道理。”十日战败,损失惨重。《淮南子》曰:“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鸟尽死。”十日幸存者,藏匿于草荡、湖荡、海荡、沙荡之中,或流荡天涯,世称其族为“荡民”,并蔑称其民为“旮旯”。九日余部浮海逃生,在日本九州登岛,在熊本县阿苏郡长阳汤谷立足,并将中国汤谷的地名移植于此。因亡海的幸存者是九日余部,因此自称“旭族”,因而其居地又称“旭川、九州”。十日族将民族社树“扶桑”移植于熊本县阿苏郡长阳汤谷,重现故园风光以示不数典忘祖。《海外东经》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登州怀古》曰:“日出扶桑万里晴。”都可证扶桑是十日的象征。而佚名在《徐福东渡》描述日本时说:“楼船东渡入扶桑。”汤(唐)堯平定十日之乱后,命月族羲和氏家族取代十日族的日御之职。《史记·五帝本纪》曰:“堯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羲),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366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夏后氏仲康时,羲和氏湎淫,废时乱日,被胤侯灭之;胤即殷也,所以殷侯相土取代了羲和氏家族的日御之职,迁居天文台商丘(河南商丘)。据《史记·夏本纪》曰:“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湎淫即指女子玩弄男宾,是一种有损风雅的习俗,故而被胤侯灭之。羲和氏余部由山东郁州下海东渡日本,其部在九州登陆,因郁与隅同音互假,所以羲和氏登陆之海曰:“大隅海峡”,其居地曰:“大和”。
    日本神话曰:天照大神居住在高天原,令天孙降临日本,君临其岛;因而日本民族又称“天孙民族”。据《日本史》记载:公元四世纪时,中国东北的“天孙族”骑马经朝鲜,自釜山下海,乘船渡海至日本九州登岛,因而其渡海之海峡称“对马海峡”。天孙族征服了日本岛上的女王国,在日本大和之墟建“大和国”。天孙在中国被认为是商天子汤武丁,因武丁是成汤后裔,所以又称“汤孙”。《商颂·那》曰:“汤孙奏假”、“於赫汤孙”、“汤孙之将”。汤武丁的高祖昭明、相土均是驯马的能手,因而其族又称“天马族”。汤武丁时,征服了东亚各国,是商殷王朝最为强大的时期,因而他的庙号为“商高宗”。汤武丁封其60余子为诸侯,始开分封制先例,或许有分封至日本岛者。天孙族与大和族融合,最终形成“大和民族”。因天孙族在上甲微时已经改为崇日文化,所以天孙族将崇日文化传播到日本。607年大和国使臣小野妹子出使中国,向隋朝皇帝递交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日末处天子。”首次以“日”为国名,自此中国称其为“日本”。因此,日本的皇室以日神“天皇”为王号;而不是用月神“人皇”或“地皇”为王号;而日本天皇则称“御人”,则隐含着日御族的称谓。从中日的日月文化对比,日本的日月文化是中国日月文化的再现。
    (五)中国和朝鲜的日月文化对比

     据《朝鲜史》记载:朝鲜的始祖桓雄是天帝的儿子,其娶熊氏女生檀君,居住在太白山(长白山)上;公元前2333103日檀君建“晨曦之国”。中华月族始祖妣傥女娲又称“嫦娥、姮娥、羲和”,因而其居地河北常山在汉代时又称“桓山”,其国则称“羲和国”。中华月族商殷部落首领子(汤)恒,初居河北中山郡桓山(常山),子(汤)恒承袭商殷部落大酋长后,移都于河南安阳洹河。因避水患,子(汤)恒率偒人向山西境内转移,立都于恒州(山西恒山),其国曰“恒国、姮国”;其居地曰“恒水、姮水、洹水、桓水”。子(汤)恒因与其侄上(汤)甲微争霸失败,其部族被迫迁入东北。桓与恒是拆装组合字,因而可以互假,通过对比:朝鲜始祖桓雄与中华月族关系密切,因桓雄是母系社会转化为父系社会的男性大酋长,因而应称“亚日、次日、晋日”;而“桓”则是“次日”的象形字。桓雄与子(汤)姮娥、子(汤)恒是否有血缘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综合起来分析,朝鲜却有月族文化的内涵在其中,因而中国古史中记载:朝鲜曾有一个“月支国”。天帝是中华日族帝号,而太白山又名“天山”,是中华日族的发祥地。檀从旦,是为“日君”。因而,朝鲜檀君是“太阳神”;而其晨曦之国汉译为“黎明之国”,即日出之地也。中、朝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所以中国古籍中有关朝鲜的记载非常丰富。《海内经》记曰:“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海内北经》曰:“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汉武帝时期,中国还流传着一个“箕子东渡朝鲜建国”的故事,并被司马迁收入国史。《史记·殷本纪》曰:“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迁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大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史记·周本纪》续曰:“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肯言殷恶,以存亡国宣告。武王亦愧,故问以天道。”《史记·宋微子世家》续曰:“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后汉书·东夷列传》续曰:“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其后40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中华日月民族在殷帝武丁时曾经得到统一,因而殷帝汤武丁将月族妹邑更名为“朝歌”,因而朝字由日月组合而成,以象征日月文化的融合。箕子是汤武丁后裔,其承传了日月文化,因而箕子东迁之地皆以“朝”命名。箕子初立都于辽宁朝阳,为孤竹国侯,因受山戎和燕国的夹扰,故避两国之锋,而率5000殷民渡过鸭绿江立都于朝鲜,箕子以朝为都名,实是将朝歌的地名移植,以此团结随其东迁的日月两族。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燕人卫满击破朝鲜侯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其孙卫右渠。元朔元年秽君南闾等叛卫右渠,率28万口旨辽东内属,汉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汉元封3年(公元前108年)灭朝鲜。
    朝鲜又名“高丽”,高丽一名取“山高水丽”之义,而汉语则曰:“丽水生金。”丽水又称“历水”,是月族始祖妣傥女娲的居地,因而女娲又称“骊山老母”,而中原人则自称其部为“骊戎”;因而,月族所迁之地,多以高骊或高句骊为名。《后汉书·东夷列传》曰:“夫馀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2000里,本菟地也。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栏,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在历史上又称“邹牟”、“朱蒙”,传说为鸡卵所生,其传奇人生与中华月族殷契为燕卵所生的传说相似。公元前37年东明在辽宁桓仁五女山建夫余国,因而与“桓”地名产生联系。东明被高句丽民族奉为始祖。《高句丽好太王碑》记曰:“惟昔始祖邹牟(东明)王之创基业,出自北夫余天地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中华日月民族也有天地生明的传说。《易击辞》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史记·历书》曰:“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此记述的是中华日月民族日父伏羲氏与月母女娲氏生黑龙氏汤明的历史故事。从阴阳学来讲:日月既是天地,因而黑龙氏也是天地之子,所以高句丽始祖东明的传说与黑龙氏的传说相似,因而东明居地之水为“黑水”。公元37年东明之孙太武神王与东汉光武帝划定朝鲜半岛疆界,萨水以南归东汉政府;萨水以北属高句丽,因而使高句丽势力发展到北朝鲜。公元427年高句丽长寿王迁都平壤;公元475年高句丽长寿王统一北朝鲜。公元四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之势。公元918年新罗改国号“高丽”;公元936年高丽国统一朝鲜半岛。1932年高丽三军都统制使李成桂建立朝鲜李氏王朝,并以“朝日鲜明”之意,定国名为“朝鲜”。根据朝鲜发展史看朝鲜日月文化,其与中国的日月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是斩不断、缕还乱。
   (六)中国和印第安人的日月文化对

    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秘鲁国的印地安人,流传着一个有关日月文化的传说。秘鲁的创世主是天神帕查卡马克,其生儿子太阳神孔蒂拉雅·维拉科查和女儿月亮神基利亚兄妹,令他俩分司白夜,并让这对孪生兄妹结为夫妻。日月二神婚后,生女儿奥克列和儿子曼科·卡帕克,姐弟俩在唐卡山结婚。曼科·卡帕克在平渡湖登基,世称其为“人王”,曼科·卡帕克率领日月民族迁至秘鲁库斯科瓜纳卡乌利山,认为这里是肚脐的中央,于是在山上修建王城,立太阳殿祀奉太阳神,其国称“印加王国”。人王以斧钺象征王权治理国政;印地安人喜西向追寻太阳降落的地方,称西方落日之地为“昆蒂”;印加人允许兀鹰吃死人的尸体;其民以龙蛇为图腾,自称其人为石头所化;其国用结绳纪事、刻石纪年,并以烧林开田发展农业。纵观印地安人的日月文化,仿佛再现了中国日月文化的上古史。
    印加人的日月二神胞兄妹太阳神孔蒂拉雅·维拉科查和月亮神基利亚结为婚姻与中国的日神伏羲氏和月神女娲氏兄妹结为夫妇的传说如同出一辙,是没有任何杂念掺杂其中的同一文化。那么间隔浩瀚海洋的中、印文化是如何超越时代科技发展的能力及克服狭隘的天文知识、地里知识、航海技术,进行跨洋交流的呢?由于亚非、亚欧三个大陆板块有连接处,即使没有交通工具,只要有艰韧不拔的精神,古人类均可以达到远徙的目的,并进行文化交流;而唯独美州大陆板块与欧亚非三大陆板块分离,远古的日月民族要涉洋迁徙到美州,那好比是痴人说梦。但是美州印地安人中流传的《侯喜王歌》却用事实谱写了一曲天国的日月民族渡海徙美的悲壮史诗。《侯喜王歌》唱道:“二十五族为兄弟,跟着侯喜过天之浮桥,途中艰难不能忘,分发麦黍众相亲,兄弟莫将兄弟辱,天国再逢冬复春。”印地安人的侯喜王,也可以音译为“后羲王”。“后”在汉字中有多种解释,如:皇后、后土、日后,所以“后”在汉语中是指女性而言;在阴阳学中是指阴而说。女性的羲王是指羲和氏,所以后羲王是指月亮神羲和氏。因羲和氏是高天原的女皇,是主西方昆仑山昧谷的司夜女神,所以月族以西方为故乡。印地安人追寻西方的日落之处就是追寻故土,而他们要去的昆蒂,应是昆仑山的译音。印地安人以西方为天国,而美州的西方正是中国,所以可以得出印地安人是中国月族的一个分支的结论。
    中国的羲和氏原是崇月文化,唐(汤)堯之时,因崇日文化的十日族反叛被射正羿射杀九日,十日余部四散逃亡,使主掌天国历法的日御一职出现了空缺;因而唐(汤)堯令羲和氏家族分掌日御之职。《史记·五帝本纪》曰:“帝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由此羲和氏家族开始崇日,并将十日所都的东汤谷更名为“旸谷”;将十日所都的西汤谷改为“昧谷”,以此抵消十日在诸侯中的声望和印象。孔安国证曰:“东表之地称禺夷,日出旸谷。羲仲,治东方之官。”《索引》释曰:“旧本作汤谷。”夏仲康时,羲和氏家族废时乱日,遭到崇月族胤(殷)侯相土的征剿,败亡而不知所终。《史记·夏本纪》记曰:“帝仲康时,羲、和面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面淫又称“面首”,是指女子玩弄男宾,所以夏时羲和氏家族仍是女子当国。因羲和沉绵于面首的欢娱之中,而不敬顺昊天,因而遭到胤侯征剿而亡。羲和氏家族当时分住于四地,羲仲部居旸谷(今山东文登);羲叔居南交(今北越);和仲居昧谷(今甘肃张掖);和叔居幽都(今北京),在胤侯的追剿下,和仲部被迫沿河西走廊向西方溃逃;而羲叔部则流窜到东南亚;和叔部则向东北大迁徙;羲仲部因在东海之边,内陆已被截断无处可退,只有下海逃生。
    中国早在傥女娲时代,中华月族就已在东海上荡舟。《历代小史》记曰:“少昊金德王,母曰皇娥处璇宫。皇娥倚琴而清歌曰:天清地旷浩茫茫,方向徊薄化天方,含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著日傍,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何乐悦未(昧)央。”皇娥乘桴在日出之处的东海里荡漾乐而不返,可见航海在当代是一件很发达的事业,甚至皇母都身为表率。《山海经·海外东经》记曰:“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汤(唐)堯时期,查人已有航海的巨船“贯月查”。晋代王嘉证曰:“贯月查为浮舟,羽人栖息其上,查浮绕四海,12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堯登位30年,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日息夜明,群仙居其上。”由此可见,帝堯时期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山海经》就是记录上古时地理大发现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理志。虽然,夏时中国羲和氏家族已具有航海的交通工具及航海的天文知识,但羲和家族是败逃亡海,伧促之间如何能筹集到远渡重洋的25族数万难民所需的粮食呢?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副秘书长房仲甫先生提出的“黑潮暖流”学说,为我们解开了帮助羲和家族渡海的“天之浮桥”之谜。黑潮暖流源于北赤道海流,从台湾东北部北上,沿日本海岸向东与常年顺风顺水的西风飘流相接,至美州后分为南北两支,南支顺加利福尼亚海流而达墨西哥西岸,形成中国至美洲的天然桥梁。因黑潮暖流盐度在30%左右,可以增加舟船的飘浮能力,去美洲的船队到此就一帆风顺了,加之海中的鱼虾可以充饥,为中华日月民族远渡重洋提供了天然食物。羲仲部下后逃亡,一部分登陆与日本,而另一部则继续远航直抵墨西哥西岸,羲仲部将日御文化传播至墨西哥,使美洲骤然兴起日月文化,从美洲陆续发现的观象台、大壑汤谷、日月神殿,无一不是出自中华日月民族的文化模式,因而为中、印两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帮助。
    殷朝末年,周武王革殷,战败的商殷族再次沿羲和氏家族开创的天之浮桥逃亡到美洲,点燃了奥尔梅克文化的火种,并在美洲形成燎原之势。因商殷族以“加”为官名,此职称在周代的西戎国;汉代的扶余国均得到保留和承传,其官则曰:牛加、马加、猪加、狗加、鹿加、羊加、驴加……等等。因而印加王国之名很有可能是殷加的译音。由于来自中国的日月民族将日月文化传入美洲,在美洲一度兴起了崇日文化的日出国、日井国、日平旦国及库斯科印加王国。所以,印加人的烧林开荒与十日的汤畴文化相同;龙蛇图腾与吴越文化属同类型;兀鹰食人尸与汤古氏族的天葬习俗相同;而刻石纪年则是中国西北宕民的专利。纵观印加文化的发展历史,通过中印文化的对比,可以肯定的说:最早到达美洲的是中华日月民族。
    通过上述中外日月文化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世界各民族中的日月文化与中华日月文化均有着潜在的联系,或直接的关系。如果用日月文化来分析远古的神话,那么就可以解开民族发展史中的断代之谜,并为补充世界民族发展史提供大量而丰富的原始资料,为我们重新认识人类世界而作出贡献。(作者汤锦程: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会长

 

   《山海经》:揭开中国及世界文化之谜(胡远鹏)
    编者按:本文介绍了《山海经》研究的某些新进展,虽不无可商之处,却可供参考。此间亦有人正在研究《山海经》。欢迎赐稿。但望言简意赅,论必有据,一事一议,不生枝蔓。


    近年来,《山海经》这部有重要价值的中华文化瑰宝,日益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当前,在这一领域内由于拓荒者的努力,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加上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在有关《山海经》的研究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成果,逐渐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合力,为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然,不必讳言,对这部“奇书”、“天书”的破译工作是相当艰辛的。现在,《山海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一、《山海经》的研究,冲破了原有的地理范围,从中国圈、亚洲圈,扩大到世界圈
    以往,人们多将《山海经》只看作是记载中国本土或亚洲范围内的古代地理书,间或有学者怀疑其不仅为亚洲地理,如法国与美国某些学者曾认为《山海经》中所描述的光明(朝阳)之谷,是美洲科罗拉多大峡谷,等等。多年来,长春光机学院中文系宫玉海先生通过对其语言的研究,认为书中许多古地名并非限于神州之内,而是遍布于世界许多地方。如书中记载的大禹攻打共工,共工所触的“不周之山”,即《山海经》中的“不周负子”,即为“莫桑鼻给”,实际是当今的东非大裂谷,书中描绘的地势、地形,在中国地域内是找不到的。其地望“在昆仑北”。晋郭璞注有“海外昆仑,去长安四万五千里”,而且东非大裂谷恰恰符合书中所载“有山而不合”的地理特征。
    又如“凶犁之谷”。黄帝令晏龙杀蚩尤,斩于“凶犁之谷”,该地不在中国版图之内。晏龙作为黄帝时的雨师,曾到过今天的南美,而“凶犁之谷”即在巴西东部(圭亚那高原)。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考古发现,其中之一就是1991年美国学者的论文《奥次顿哥》中介绍的当地易洛魁人保存的两张鹿皮画,一张是《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另一张《蚩尤风后归墟扶桑值夜图》,也确凿地证实了易洛魁人是移民美洲的中国轩辕黄帝的后裔。而“苏里南”这一地名,也基本与“凶犁”相符。据悉,中国学者王大有等也以此二图为契机对《山海经》里的美洲事物作了考证,发表了数部专著和论文。
    再如加勒比,《山海经》中的“奢比”,亦称“诸比”,他是黄帝派去的东方“土司”。有些民族如肃慎族、印第安人等,明显是由东北迁徙去的,而易洛魁人即《山海经》中的“禺虢”(死后被尊为北方海神)的后裔。
    宫玉海等的《山海经》研究,他们的“世界圈论”以大量材料论证中华民族的史前文化的性质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对于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说”、“中亚中心说”、“两河流域中心说”是个冲击。在学术上也颇有启发。
    近十多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推翻了某些中外学者关于“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中国猿人是从非洲过来的”等旧论点。巫山猿人古化石的面世,河姆渡水稻栽培遗址的发掘,酷似《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烛龙大神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特大铜面像的出土……都证明“华夏大地是人类起源地之一的结论,已是无可辩驳的了”(见1994年1月25 日《人民日报》第11版)。同时,国外的许多考古遗物也证实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不只局限于黄河流域,这些,则更进一步说明前举学者大胆新颖见解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另外,国内学者英山徐显之先生在《山海经探原》一书中辟一专章《〈山海经〉时代先民对世界的认识》来论述“我们的祖先和亚洲其他地区人的祖先,自古在世界上就有很大的活动能量”。他认为:“我们的祖先,远在几千年以前,就知道遥远的西方的情况,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决不是不可能的。”他也认为我们的先民到过南北美洲、非洲赤道附近、北极圈、南极大陆……“我们的祖先,对于世界的认识,真是大可令人惊异。”“先民们既然去得了,也自然能回得来”,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山海经》世界圈说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
    南北学者,珠联璧合。
    不特此也。《人民日报》国际部国际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连云山在其专著《谁先到达美洲》中,从我国航海史的角度,指出,中国人在三四千年前到过中美洲,在《东山经》里做了记录。他说:“当然,中国人是横渡太平洋航海而来的,并且在北美太平洋沿岸作了精确的航海考察测量,留下了《山海经》中惟一一篇四千年前北美西海岸科学考察记录。”
    这是《山海经》“世界圈”说的又一说法。
    二、改变了视《山海经》为神话、传说、巫书的旧说,而认定《山海经》有一大部分是信史,是一本上古世界文化大观
    《山海经》中两次提到“夸父逐日”,在《大荒北经》记有“将饮河而不足也”,《海外北经》则记作“饮于河渭;河渭不足”。这一故事就这样被传为神话。然而有人认为,夸父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实有其尸。《大荒北经》言“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再从当时生活地点看,“勾龙氏”即“皋落氏”、“俄罗斯”;夸父之尸可能就是现在莫斯科大教堂中的“圣谢拉菲姆”干尸。尸体的保存方法在《山海经》中也有记载:“其尸,膏油所浸”,这是远古保存尸体的最佳方法。
    “精卫填海”几乎无人怀疑它是神话,实际上它并不是神话。《山海经》记述炎帝之少女——女娃(女娲),其领地在山西发鸠之山,她听信了雨师赤松子之言,知道了诱人的海外世界,欲出外遨游,“游于东海,溺而不返”,后人把“溺”字解释为“溺死”,那么,“不返”二字岂不是赘言?有人考证,“溺”意为“沉溺”,这样,“不返”二字才有着落;而“斐济”之名来源于“发鸠”(古音读近fāijǐ)。那一带物产丰富、风景宜人,对于囿于宫廷的少女,自然富有吸引力,她沉溺其间而不返,过上了神仙般的自由生活,成为时人所称的世外之人,因而被收入汉代《列仙传》中。“精卫”可能是女娃饲养的小鸟,“衔木石”可能出于做窝的本能。斐济首府“索瓦”(一译“苏瓦”)一音源于“少娲”;而那里的人种个子高,皮肤红,与波利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人种不同,且能歌善舞,如《山海经》所说,他们可能是炎帝的后代。
    其他“神话”亦如此,“共工怒触不周之山”,有言“天柱折、地维绝”,可能是后代族人纪念共工时说的,《山海经》中并无此语,《大荒西经》云:“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有禹坟共工国山。”如前所说,宫玉海认为是在莫桑鼻给。
    宫先生认为:“从唯物史观出发,‘神’是神化了的人,‘神话’是神秘化了的历史。”有中国史家传统与风范的著述,被后人误为神话的历史,今天应还它以真面目;长期以来笼罩在《山海经》上的神话迷雾应该逐渐廓清。
    英山徐显之先生亦持此一观点,《山海经探原》专辟一章:《谈〈山海经〉怪物》,他认为“其物非怪”、“其人非怪”、“其地非怪”、“其事非怪”、“其文非怪”,“《山海经》一切现象,几乎全部都可能用唯物的观点加以解释。”
    勇于质疑、敢于否定前人、名人的求实精神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力量,许多科学史、文化史上的新发现,无不显示出研究者富有挑战性的气魄与胆识。当然,他们的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商讨与论证。
    三、与国外及其他学科研究开始接轨
    语言是“活化石”,它的研究价值有时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起到了超前的信息提示作用,同时,殊途同归的结论又起到了互证的作用。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因民之国”,从古代汉语讲,“因、奄、於”都表示大陆边缘之意,“因”即“印第安”,其国在美洲。历史上虽有人认为中国人到达过美洲,然而很少有人肯定“印第安”人的族属与中国有关。房仲甫、王大有、宋宝忠等先生对此做过论证。1988年10月12日《吉林日报》发表宫玉海的一篇文章《中国——印第安人的故乡》,文章确凿认定印第安人就是中国先民的后裔。1989年,英山徐显之在《山海经探原》中写道:《大荒东经》“至少有五处谈到那里的人是黄帝、帝俊、颛顼之后,这说明那里的人和我们的先民有着血统的关系。这能不又一次证明原来居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就是从东亚迁去的吗?”
    几年之后,美国埃默里大学人类生物化学家华莱士教授及其同事,经过对印第安人遗传基因的化验、比较、分析之后认为,北美印第安人可能是中国人的后裔。“这种线粒体DNA中含有37个基因,这种基因总是从母亲遗传给孩子,因此在跟踪血缘方面是不会出错的。”(见《吉林日报》1993年11月24日第8 版)委内瑞拉学者认为印第安人是殷人的后代(武王伐纣时,商朝一部分臣民从海路逃到美洲),而且有石锭(锚)为证。此事房仲甫、石钟健等有所论证,学术界颇有争议。又如西班牙人巴尔莎的论文认为本民族祖先在荆西巴东(中国湖北与四川接壤处)。这些论点虽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与王大有、宫玉海的论点却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开始接近。
    轩辕之国,有人认为它并不在东方而在西方,即现在的匈牙利。中国历史上载“轩辕之国是黄帝当诸侯时的领地。因名轩辕,故称轩辕之国。”《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这说明它在欧洲西部。有人认为他们是匈奴西迁后才成立的国家,这无疑是不对的。近年在阿尔卑斯山发现的五千年前的冰人和现在的南欧人几乎一致,无大的差异,可见其祖先与公元一世纪前后迁去的匈奴无关。据匈牙利人自己叙述,他们第一代国王是位了不起的英雄,名“阿尔伯特”。从语言学角度分析,“阿尔伯特”正是“有pí@①氏”(意大利语Alpi,法语Alpes,日语的ある即“有”,因此,“有熊氏”应为“有pí@①氏”,“熊”是总称)之古读。又说原来曾住在新疆、中亚一带,这正符合《西山经》有关黄帝的“平圃”即“槐江之山”的地理位置。
    《大荒西经》云:“有寿麻之国。……寿麻立正无景,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这“寿麻”国是今何处,一直众说纷纭。
    郭沫若《驳实庵字说》认为指古代巴比伦的先族Sumer,徐南洲认为是Sumatra的对译即苏门答腊。据袁珂先生研究,寿麻之国即今日斯里兰卡共和国,地处北纬8°,在北回归线之内。我们认为有一定道理,却不得要领。
    《吕氏春秋》曰:“西服寿麻。”高诱注云:“西极之国,靡亦作麻。”此国应在西方。徐南洲说对了一点:“按正立无影(不是日中正立无影),应该是在赤道附近。”而英山徐显之则说得更明确:“实为对热带沙漠地区的描写”,“正是西方非洲赤道沙漠地区的情况”,但未点出国名。
    实际上,按照其地理特征以及语言学的考释,寿麻应为处于非洲之角、北临亚丁湾的“索马里”。它处于赤道和北纬10°之间,所以“正立无景”;亚丁湾沿岸属热带沙漠气候,全年高温,降水量少,所以“爰有大暑,不可以往。”《楚辞·招魂》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王逸注云:“言西方之土温暑而热,焦烂人肉,渴欲求水,无有源泉,不可得之。”有人认为,索马里人本是春秋时住在中国山东的“瞍瞒”,也叫长狄(翟),其为大人国,据说首领侨如(乔伊)身高1丈7尺,这种身躯高大的特点,仍然遗传在今天众多黑人中。是齐桓公与诸侯军队把他们打败后,他们出海远征非洲,定居于今天的索马里的。
    《大荒南经》中提到的“胡余”就是澳大利亚,“胡”读如au,“余”同“途”音,即“菟”,这两音正是“於菟”(老虎),即英语Aostral。1993年12月27 日新加坡《联合晚报》载文报道:“中国人最先到达了澳大利亚,并不是英国人第一个发现了它。”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是马来西亚人,他们的图腾是老虎,与楚人、彝人、玛雅人是一样的,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可能因为他们都是古代的虎方人。中国古代称东方为人方,西方为天方,北方为鬼方,南方为兽方;而兽方中又有虎方、象方、蛇方等。
    一些考古新发现也陆续为这些研究雪中送炭。十几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尤其新石器时代遗址龙的形状、特异乐器等都说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六、七千年前就已有文字,中国象形文字比巴比伦文字早、黄帝时采用它作为官方文字,但不等于无其他文字,如蚕丝文字、楔形文字,而蝌蚪文字则与埃及古文字极相似。
    在中国,分布面较广的仰韶文化,距今已有5000—3000年,正是黄帝至西周阶段。有人认为“仰韶”是神名,指的是“英招”。《西山经》说:“帝之年圃,神英招司之。”英招死后被尊为神,仰韶文化的传播与黄帝家族的动向有关,今台湾省台南的平埔人可能就是随黄帝由阿尔泰山迁到中原又向南迁至台湾的平圃人后裔。如此说成立,则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又添一有力的佐证。
    如今日本人、泰国人、印第安人等纷纷前来中国大陆寻根,其研究就更有价值了,这种对人类共同文化、历史的认同与珍视,为创造一个和平、和谐、进步的大同世界,开辟人类光明的未来,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四、进一步揭开世界文化之谜
    在世界文化史中,有许多难解之谜,通过对《山海经》的深入研究和破译,可以逐步地将其谜底一一揭开。其荦荦大端者,试简述如次。
    (一)英格兰西部的巨石阵,规模之大,令人惊叹。三、五十吨的巨石,而且是加工后组成的,那么:1.它是何人、何时建造的?2.它的用途何在?诸多不解之谜,却在《大荒西经》中找到了答案:“西海@②中……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姬天门,日月所入。……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郭璞注云:“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数次舍也。”由此可知,其用途是测量天象、也是为编制历法而用的。如今美国科学家费了很大气力,用电子计算机证明了它们可能是观测天文的设施。从《山海经》中可以知道它的建造者是颛顼的曾孙“嘘”。《大荒西经》载有:“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嘘。”有人认为“吴姬天门”即现在英格兰的沃尔弗汉普顿,其读音基本一致。巨石阵就在它附近的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建成已有四千多年了,与碳14测定的年代相符。
    (二)埃及的金字塔。对金字塔的修建,人们早已有许多疑问:1.其原料是天然石块吗?2.石块中间没有缝隙,连刀片都插不进去,是怎么建成的?3.是狮身人面像还是蛇身人面像?有人提出:据《山海经》的记载,金字塔应是浇铸而成的,它并非天然石块,而是当时当地的“混凝土”。《海外北经》言“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有人认为,这应是现代金字塔群中的一部分。所说的齐夫林金字塔,其一角附近有狮身人面像,在《海外北经》中记载着“(共工)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就是共工氏的图腾。《竹书》中说共工图腾是“人面、蛇身、朱发”。近年来,西方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人面像的头发是红色的,并找到了残余的红色与泥土中的渣滓。稍后又发现从塔的一角到人面像的基座之间有一条“渠道”,这应该是原来的蛇身。它原在地面上,因风沙长年侵蚀、积压,致使它塌陷,发现时误认为渠道。今后的考古也许还会发现,蛇身外部可能有虎的斑纹。当然有待证实。
    此外,还有关于金字塔的建筑者与工期问题:1.建筑者都是什么人?是奴隶吗?2.“十万人参加,三十年完成”之说是否可靠?
    据世界史介绍:金字塔的建造者是奴隶,带着脚镣,在烈日曝晒和皮鞭的监督下劳动,十万奴隶用了三十年工期。
    对此,宫玉海1993年7 月在《编取帝王书·辨乎天下事》一文中写道:“上古人类状况是怎样的?是蒙昧、原始、落后,还是具有相当高度的的文明,并创造了许多伟业呢?是在衣食不足的苦难中挣扎,还是丰衣足食、欢乐歌舞,而又甘心奉献呢?按照《山海经》的记载,则明显属于后者。”同年12月8 日《世界科技译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考古学家对三年前在金字塔附近发现的公墓的垃圾、人体骸骨、文字材料、啤酒瓶罐和葡萄桶的残片,以及面包店等作了细致的观察研究,发现这些建造者不是奴隶,而是自愿侍候上帝的自由的埃及人。法老为他们提供衣、食、住所(主食12种面包,每天早、午、晚三餐都有啤酒和少量的葡萄酒)。他们也不是整天工作,而是白天劳动,晚上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如果按照法国化学家戴斯杜维斯的化验结果所表明的那样,用混凝土造金字塔,根本用不了10万人和30年工期,而只需1500人几个月就可以完成。
    宫先生还认为,当时已有侏儒参加工程。在《山海经》中,“侏儒”就是“焦侥国”,他们是掌握了许多“机巧”的家族,因而不能排除在施工中使用一些机械。《尔雅》记载“丹穴之人智”,就是说居住在中国之南的一些家族,有着相当高的智能,这应该是指共工和侏儒。如依据《海外北经》记载,大禹到达北非以后,“杀相柳”、“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如确实与金字塔群有关的话,那么,可以预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逐渐会证明这一点的。
    (三)希腊文化历来是倍受重视的,然而其根源在哪?目前世界通史一般都认为创造古希腊文明的并不是现代的希腊人,但究竟是什么人,这又是一个谜。
    《竹书纪年》写有“颛顼生伯鲧,居大穆之阳,是维若阳。”“大穆”即多瑙河流域,“阳”即南部,或说“若阳”,按对音应为“诺萨斯”,现在克里特岛上遗留下来的“诺萨斯王宫”,就是鲧的王宫。《海外西经》云:“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③九代。”《大荒西经》云:“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启是禹的儿子,他“上三嫔于天”,不是送美女给上帝,而是多次到那里(天:西方)作客,这里包含去故乡探访祭祖之意。有报导称:近年希腊发现我国夏代时期精制的铜器,说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信息传递,本来很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米诺斯王宫(或说即大禹的宫殿)中发现的一尊彩陶人像,正与《山海经》中巫咸的人像相符:“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其衣冠与夏代相似,说明希腊文化和夏文化之间可能有密切关系。
    从语言学角度看,“希腊”(Greece)在希腊语中就是“大夏”的意思,因此希腊自古以来就称为“大夏”。克里特文化期正相当于后启的文化;“克里”就是开、启,而其年代也正符合。希腊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就进入了金石器共用的时代;公元前2000年,出现了奴隶制国家,这正是伯鲧的时代。有人从而推论,自公元前2286年大禹治水起,到公元前2196年启即帝位止,约90年间,启在希腊一带,精心经营,以出色的成就,建成辉煌的克里(启)特(代)文化,成为古希腊文化的高峰和象征。在禹即帝位后,国号日夏,尊大穆之阳为大夏。克里特岛上的诺萨期、米诺斯王宫,就是鲧、禹的宫殿,那些宏伟的神庙和宫殿,正如史书所载,是“峻宇雕墙”,令世人叹为观止,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辉煌成就。因此,有人说,大夏即希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它的创造者正是我们中国人。
    (四)谁是古罗马文化的创造者?
    过去,人们言必称希腊,论必谈罗马,因为它们代表了古文化之高峰。然而,古罗马人又源于哪里?他们当然不是现代意大利人,也不是三千年前的伊特鲁里亚人,而是像有人说的那样,系从东方来的一个民族。《大荒北经》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这“弄明”或说即“罗马”对音。《十大经》有“黄帝宗质始好信,作自为像,方四面——前参、后参、左参、右参,四达自中……”“方四面”即四座像各向东、南、西、北,那么肯定有一把面向四面的椅子。电视中曾有过报道,西方学者用电子计算机把古罗马神殿复原出来,我们看到宽敞的大殿中间有一把“方四面”的椅子,因为它是按黄帝家族的规格修的庙,说明了古罗马与黄帝家族的密切关系。
    (五)在世界史中曾有一个“希克索斯族”,他们从两河流域曾扩展到北非一带,显赫一时。史书中只说是从东方来的民族,可究竟是什么民族,又是一个谜。
    但是,有人认为,在《山海经》中就已提到它。《大荒西经》记载:“有西周之国,姬姓。”“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扩稷播百谷。”《海内经》云:“(叔均)大比赤阴,是始有国。”后稷及其弟弟的后代在两河流域创立了著名的喜特国与苏美尔文化,建立了西周之国。所谓“希克索斯人”就是西周人。
    (六)其他世界文化之谜。
    比如,关于轩辕黄帝的纪元从哪年开始,炎帝纪元从哪年开始,就是一谜。
    有人提出:从《山海经》中可以了解到玛雅人是颛顼的后代,应该说,他们所流传下来的年代是可靠的。据他们讲,他们的纪元开始于公元前3113年;而犹太人是炎帝的后代,即“有邰氏”,他们的纪元至今已有5755年。炎帝“传八世而衰”,如果一代平均按70年计算,九代正好比黄帝早约630年,与历史记载大体相符。
    我们在本文中所涉及的许多新观点,限于篇幅,未能充分展开论证,可参阅宫先生等有关专论。

 


 

    《山海经》素称中国最早的一部奇书、怪书。所谓经者,就是道,就是理。顾名思义,《山海经》就是讲述山和海的道理。但是,《山海经》并不是很简单的这么一部书。 

  一、《山海经》研究的缘起
  从屈原、东方朔、司马迁、郑玄、王充、朱熹到现当代的鲁迅、胡适、郑振铎、茅盾、闻一多、顾颉刚等古往今来的学者,没有谁不读过《山海经》,没有谁不研究《山海经》。
  不少学者都说:《山海经》是中国神话的集大成者;也有学者说:《山海经》是人类百科特别是文学的源头;还有学者说:《山海经》是大禹治水的信史;《茅盾说神话》特别指出:“《山海经》是一部怪书,既非哲学,亦非文学,亦非历史,也不像地理(虽然古来之目录家曾把《山海经》列入地理类),可是所含神话材料独多——几乎可说全部是神话;这大概是秦末的喜欢神话的文人所编辑的一部杂乱的中国神话总集,可是作者亦只把这些材料当作‘异闻’罢了”。
   一般地说,神话是远古历史的载体,是人类历史的童年。考古学对人类远古历史的鉴定,是两套话语系统的统一。这两套话语系统:一是神话传说,二是考古文物。当考古学界在河南省郑州发掘出二里头文化遗址时,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夏朝记载是信史的命题就已经提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组织了数百位学者,囊括了历史、语言、文献、考古、天文、物理等学界精英,从事“九五”计划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其目的是对商、周历史进行断代从而厘清夏朝的历史。但是,课题结论尚未被学术界接受,其主要原因是尚未达到神话传说与考古文物两套话语系统的合谐统一,于是课题搁浅,不了了之。可是,谁也无法想像,《山海经》就是古代巫祝占卜时有意无意当中记述夏、商、周时代历史和神话的一部“史学巨著”。
  二、《山海经》是中国《洛书》
  《易经·系辞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大禹治水的行动指南就是《河图》、《洛书》。但是,从古至今,没有谁看过《河图》和《洛书》。据说,《洛书》还是《易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洛”说起。“洛”,指的是河南洛水,河南洛阳因洛水得名。但是,洛水之“洛”又因何得名?则无人深究。既然有名,肯定就得有人称呼之。谁是洛水最早的称呼者?是先越之民。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的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是5000年中国走向文明的第一证。迄今为止,良渚玉器仍是世界第一精美的玉器。但是,在4000年前,发达的良渚文明因洪水消失了。在洪水到来之前,良渚先越之民迁徙了,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了。有学者把夏商周三代祭坛与良渚文化遗址发掘的祭坛进行比较,认为良渚先越之民因洪水北迁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学术界认为:作为夏文化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礼器,基本上是良渚文化的传承。笔者认为,良渚先民的文化因洪水迁移,是上世纪该遗址被发现后考古学界作出的判断。而笔者对《山海经》的研究证明,良渚先民因洪水北迁中原,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说明在4000年前,当时的人们就把这件事记录在《山海经图》中。而我们知晓这件事,是在4000年之后。如果没有考古发掘,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远古时期有过良渚文化并且有过该文化因洪水迁移的历史。而研究了《山海经》,加上考古发掘,我们才知道这是一段4000年之前在古代中国大地上发生过的历史!这段历史证明夏朝的存在是信史,不是传说!当洪水淹没良渚其地之后,良渚先越之民就通过以图记事的方法,把这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事记录在《山海图》中,最后经过翻译整理,形成今天人所共知的《山海经》。
  由于先越之民的后裔壮、布依等民族把“鸟”叫做“洛(骆)”,故可探知北迁中原的良渚先越之民也把“鸟”称之为“洛(骆)”。河南“洛水”因北迁中原的崇鸟部族——良渚先越之民对鸟的称谓而得名。所谓《洛书》,就是《鸟书》。细读《山海经》,全书讲的都是鸟的故事。屈原在《天问》中提到的《雉经》,实际上指的就是《山海经》,可证《山海经》是一部以鸡(鸟)占卜为主的巫祝之书。在《全上古三代文》中为“黄帝作黄雀占”;在《山海经·海内经》中写为“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该经中的“骆明”之“骆”是“洛水”之“洛”的同音异写,代表的都是“鸟”的意思。“骆明”之“明”是为百越民族后裔壮族语言中“飞”的意思。“骆明”,即百越民族语言“飞鸟”的意思。《全上古三代文》中黄帝做“黄雀占”,是汉族语言的表达方式;《山海经》中“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是汉字注先越语音的表达方式。其中“白马”是先越语言,是汉语“占卜”的意思。
  据《新唐书》、《吴越备史》等有关文献典籍,江浙一带的越人后裔有《圣经》或《越中秘芨》,讲述的都是越人及其后裔依托神鸟图建立“罗平”国的事。这里的“罗平”,就是《山海经》中“骆明”的同音异写,是汉语“飞鸟”的意思,建立“罗平国”,就是建立“飞鸟国”。整部《山海经》所讲述的就是以“鸟(鸡)”占卜的故事。所谓《洛书》,就是鸟占卜之书,盛行于良渚先越之民,发扬光大于夏、商时期,与《易经》分道扬镳于周代,伴随着大禹陵的守护者和泰伯、仲庸兄弟自周奔吴传承于越人聚居区。至今,鸡卜仍在越人后裔的壮族当中盛行不衰。《洛书》,是《易经》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易经》之“易”,本身就是飞鸟的形象。 
  三、中国夏朝的主体是先越之民
  《山海经》记载了良渚先越之民因洪水北迁中原的历史事件,与20世纪8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得出的结论吻合,证明了建立中国第一王朝的主体为先越之民。除此之外,《山海经》中还有许多证明:
  (一)夏朝臣民是稻作民族。学术界把古代中国的民族分为三大地域(民族)集团,分别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以中原粟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神农氏华族”集团;以红山文化为代表、以燕山南北地区为主要活动范围、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方式的“黄帝集团”;以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以东南沿海稻作农业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虞(夷)夏集团”。这三大集团在充分发展各自的个性化的同时,又不断交汇融合,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上的中原“神农氏华族集团”本以粟作农业为主。但在《山海经》中,夏朝最初的都邑嵩山,其后的都邑郑州一带都是稻作为主。在祭祖时,不仅选用的是精米,而且还有粳、糯之分,以鸡占卜。这是先越之民传统的祭祀方法,从夏代的帝禹、帝启开始,到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至现当代,都发现有记载越人及其后裔以鸟(鸡)占卜的史料,直到今天,在壮族巫祝手中搜集整理成书的《布洛陀经诗》、《鸡卜辞》都是《山海经》的间接传承。可见从古至今,鸡卜的巫术传统在创始人先越之民及其后裔当中代代相传,从不间断。夏朝臣民为先越之民,由此可见一斑。
  (二)夏朝臣民使用先越之民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古代,对帝的称谓,有两套语言系统。
  一是先汉语系:黄帝、炎帝、轩辕帝……
  二是先越语系:帝瑞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帝启、帝太康……
  从考古发掘出的青铜器铭文当中,先越语系得到进一步证实:王戉、王州句……
  从先越之民到越人,使用语法都是倒装句,官衔在前,为官者在后。
  此外,经过语言学家研究,从一至十的数词,子、丑、寅、卯……甲、乙、丙、丁……天干地支的称谓,古读音为今天百越民族后裔壮、傣等民族的读音,都可作为远古时期的“官方语言”为先越语言的证明。
  对于“父”、“母”的称谓,《朱熹集传》注、《毛诗古音考》、《诗·魏风》等典籍都说“父亲”之“父”读为“播”,“母亲”之“母”读为“米”,这些都是百越民族后裔壮、傣、布依等民族如今的读音。
  (三)夏朝时兴玉敛葬。在《山海经》中,记载了在夏朝都邑嵩山、郑州一带实行玉敛葬的诸多事实。而学术界一般认为玉敛葬为西周至战国时期沿续至汉的时兴葬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掘出良渚文化遗址以后,人们才知道“玉敛葬”起源于5000年前的良渚王国。《山海经》记载嵩山、郑州一带时兴“玉敛葬”,显然这类传统葬式与良渚先越之民的北迁有关。
  黄懿陆的《山海经考古》一书, 根据“考古”结果,加上了“夏朝起源与先越文化研究”的副题。其上介绍的是该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还涉及《山海经》从图到文的翻译整理者为屈原,众多学者苦苦探寻无果的“昆仑”山为先越语言,《山海经》中出现最多、足迹无所不至的帝俊为太阳神,帝尧、帝舜、帝禹、蚩尤都是以鸡卜为主的崇鸟之族,以及盘古神话在远古中国的源头、形成的原因和夏朝名称的源起,夏朝的国徽、军队建制等中国远古历史中重大且鲜为人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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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的地理环境--远古时代部分内容《中国通史 第二

远古时代部分内容--中国通史第二卷

中国人类是世界人类起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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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起源的五种神话假说

巴族:56个少数民族之外的特殊族群

人文始祖“伏羲”为何是人首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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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历史

秦始皇焚书时留有完整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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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彝学专家马昌达:彝族根源及贵州彝族历史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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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人类起源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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