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的《父亲有句口头禅“干正事儿”》这篇文章让艾君感悟到，一位艺术家，如果脱离了社会大众，失去了为社会公民服务、为社会谋利益的人生价值观，没有了与社会大众站在一起的朴素情怀，哪怕他的笔再华丽，他的知识再渊博，他的社会名气再大，也不可能创作出对公民生活和社会文明有启迪和进步意义的作品，也不可能成为人民所爱戴的艺术家，更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李琦有“正事儿”做，活着时充实，离去时虽留下遗憾但无愧。

艾君：“干正事儿” 活着充实死而无愧

李琦生前有句口头禅“干正事儿”。这句太普通不过的胡同儿话，却伴随着画家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正事”即正业也或正确的事儿。老百姓的话无非就是“正儿八经的事”。在李琦的眼里“正事”显然有区别于负事、歪事、邪事。从丹阳文章中艾君认为，李琦先生心中的“正事”，就是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无论道德如何走向，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不忘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树立一身正气，用手中的笔墨永不停息地“为人民功臣、共和国公仆树碑立传”，死而无愧。

李琦的艺术理念就是“艺术是人民的精神食粮”，“美术是陶冶人们情操的”。提供“精神食粮”、“陶冶人们情操”，这一理念成为他从事艺术的追求目标。人的品质、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人的艺术趋向，决定了人的审美情趣。艾君认为，一位艺术家，如果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社会大众，失去了为社会公民服务、为社会谋利益的人生价值观，不能够与社会大众站在一起的朴素情怀，哪怕他的笔再华丽，他的知识再渊博，他的社会名气再大，也不可能创作出对公民生活和社会文明有启迪和进步意义的作品，也不可能成为人民所爱戴的艺术家，更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李琦先生因为家庭背景和自小在延安受红色革命熏陶的原因，他的骨子里装着就是“劳苦大众”，他的脑子里始终保持着一种旺盛的为革命的情怀。尽管他自己一生中一直用旧床、旧桌、旧书柜……穿戴也极为朴素，但他曾经无数次帮助、资助过的病人、学生、同事以及社会人。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造就了在其眼里，作为一名革命的画家，只有用自己的笔墨为“人民树碑立传”、“为共和国的功臣、公仆歌功颂德”，就是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就会陶冶“人们情操”，也才能在社会上树立起正气，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体现，这样一种从艺的人生追求和为事业奉献精神。用他自己的笔墨为“人民树碑立传”、“为共和国的功臣、公仆歌功颂德”，这就是李琦先生而从事的“正事儿”。

实际上，从李琦先生留下的遗物里也可见一斑。李琦先生遗物里有几个自己纸糊的牛皮纸口袋。其中一个写着“人民功臣”四个毛笔字。里面装有铁人王进喜照片以及他为钻井工人画的速写。画面上，几位从事石油工业的工人及一位技术人员披红戴花，手拿奖状，刚从庆功大会上走下台。还有一个纸口袋上写着“老帅”两个字。里面装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的照片和画稿。尽管他已经创作出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罗瑞卿等老帅的肖像画，但他还准备为新中国的诞生指挥过千军万马、浴血奋战，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呕心沥血的老帅、老将军们画像，可惜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心愿了。在丹阳的文章看到，2004年，他又开始创作一幅胡锦涛在农民家包饺子的年画。他为此画不知道画了多少稿，一旦觉得不满意就重画。家人曾劝他还是用他掌握纯熟的简笔大写意来画，但他却执意用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年画来表现。在李琦获悉自己身患绝症自知时间不多时便说“拼了”。就是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还一直很乐观地对夫人冯真说，“人迟早要去世，不然，地球被塞满了，娃娃们就没地方生活了。”“我不愿身后还要占一块地方，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入黄河和延安。”他还曾表示死后要捐献遗体。由此可见，李琦有“正事儿”做，活着时充实，离去时尽管留下遗憾但他很乐观，死而无愧。

人生在世，只有“干正事儿”活着才有意义，死而才会无愧。保尔·柯察金有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侯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李琦先生一生不正是在“干正事”、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中而不虚度光阴、死而无愧的艺术家吗？他的一生虽曲折，但也充实。（艾君/文2010年4月13日于北京天为堂）